走进荷兰埃因霍温火车站，抬头便能看到荷兰皇家飞利浦创始人之一——安东·飞利浦的雕像。年前，荷兰皇家飞利浦创始人在埃因霍温创建第一个白炽灯泡厂，“点亮”了一座穷困的村庄。人们这时才注意到，在荷兰的南部还有这样一座城市。年后，这座只有22万人的小城，让人们记住的已不仅仅是飞利浦这家跨国企业。半导体领域赫赫有名的阿斯麦、恩智浦，扫描镜领域的FEI，照明领域的Sighify……据统计，埃因霍温诞生了数十家来自不同领域的“单打冠军”。全球有1.25%的专利诞生于此，这里已成为欧洲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之一，甚至被称为“全世界最聪明的地方”。然而，这座城市无论人口规模还是占地面积，都仅相当于佛山市内的一个镇。放眼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地往往集中在几个地方。在物理学上，这就如同特定的“磁场”。对于埃因霍温，从一个穷困的村庄到被誉为有望成为欧洲版硅谷。埃因霍温的“场效应”背后，对佛山打造品质高地，能够带来怎样的启发？撰文：叶洁纯林东云解码阿斯麦光刻机冠军企业是如何炼成的？在埃因霍温，阿斯麦是最负盛名的企业之一。数据显示，去年阿斯麦产值达亿欧元，净利26亿欧元。以售价高达10亿一台的超高端EUV光刻机为例，在全球仅有阿斯麦一家能够生产，市场占有率%。行业内有这么一句话，如果阿斯麦停产，那么全球的芯片生产都将停摆。但创立于年的阿斯麦公司，并非含着金钥匙出生。实际上，阿斯麦的前身是飞利浦公司的光刻设备研发小组，原本因成本和技术问题已计划关停，后因一家设备代理商主动寻求合作，双方遂合资成立了阿斯麦公司，把光刻设备装入其中，创立之初总共只有42人，在起步阶段完全落后于人。有人总结，阿斯麦之所以能在全球光刻机市场中后来居上，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其开放创新模式。尼康是当时行业内绝对的霸主，对比阿斯麦和尼康两家公司，阿斯麦的光刻机部件，90%是外包制造，远远高于尼康。高度外包的开放式创新，让阿斯麦的产品开发能力能够紧紧跟上摩尔定律的节奏。但阿斯麦却不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开放，在其复杂的创新体系中，它把“一头一尾”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除了整机设计、全局性关键技术开放和系统整合，其他全部通过开放式创新来完成。在成立之初，阿斯麦就自觉地推行外部生态体系建设。光刻机本质上是一个“大照相机”。德国蔡司是阿斯麦最重要的合作商之一，在起步阶段，阿斯麦为争取蔡司的优惠协作，承诺超额利润分享。为了争取更多合作伙伴的支持，阿斯麦更是提出了只有投资该企业才能获得最优先供货权的规定。通过这种方式，阿斯麦获得了英特尔、三星以及台积电三家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同时也是其三个最大客户的资金支持。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在《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一书中认为，阿斯麦开放创新的做法，成功地把供应链变成价值链。“在价值链中，供应商还承担着合作研发的责任，它们在生产流程中参与得更早，在产品设计中贡献自己的知识，合作制定最优制造方案。”实际上，阿斯麦已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开放创新体系。阿斯麦目前拥有2.3万人，其中一半为研发人员。阿斯麦的研发人员保持着内外大约1∶10的比例，也就是阿斯麦目前内部有大约1万人做研发，但外部同时还有10万人在为其做研发支持。在这个庞大的外部创新体系中，阿斯麦提出了明确的技术需求，让大量的外部术业有专攻的技术服务企业和研究院所从各个方向进行研发。这种高度开放的协作创新体系，成为了阿斯麦快速创新的有力支撑。在光刻机向浸没式技术这一代差性技术阶跃提升上，阿斯麦迅速打败了竞争对手尼康和佳能，一跃成为行业霸主。飞利浦园区开放式创新的启示阿斯麦的开放创新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飞利浦。在阿斯麦的创立之初，飞利浦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最初，即使阿斯麦的设备不如同行，但飞利浦也会要求集团内的兄弟单位采购其设备，直接为其提供订单。更为重要的是，这家百年企业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开放创新的发展史。胡军，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工业设计学院副教授，早年曾在飞利浦研究院工作。离开飞利浦多年后，他依然对其内部的创新氛围印象深刻。在飞利浦，研究人员如果有什么新奇的点子，只需要写一页纸描述一下，专业的团队就会把这个点子拓展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文件。而专利只要提交了，不论成功与否，研究人员都会获得一笔可观的奖励。在内部，飞利浦还专门提出了端对端的创新模式。在传统的模式下，一个产品从理念到推出市场，需要经历研发、生产、市场、营销等环节。但飞利浦倡导的端对端中，则是成立专门的团队，成员抽自市场、研发、设计、采购等不同部门，这让涉及产品开发的不同部门在早期就实现了协作创新。相比打破部门“高墙”的创新模式。飞利浦高科技园区的建立，则是飞利浦开放创新更典型的代表。上世纪90年代，飞利浦的领导层决定在埃因霍温的郊外建设集中式的研发中心。年，飞利浦高科技园区建立。这是一个连廊式园区。为了鼓励不同部门员工之间实现交流，园区内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超市、餐馆等都设置在园区的中心地带，呈开放设计，被称为“交流街”。园区早期是始建于上世纪中叶的飞利浦物理实验室，只是飞利浦的内部研发中心。年就任飞利浦首席执行官的柯兹雷主导了物理实验室的转型，强调园区要推动智力共享，走开放式创新的路径。飞利浦率先做了示范。该公司史无前例地邀请了竞争对手进入自己的研发计划中，甚至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创业公司也获准进入了飞利浦的研发体系中。不仅如此，园区内还兴建起嫁接企业与高校之间知识共享的平台。年，霍尔斯特中心在园区内成立。该中心由总部位于比利时国家微电子研究院和荷兰国家应用科学研究院合作，拥有超过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参与该平台的人，可以实现知识的共享，许多企业因此希望参与到这些项目中，并通过签署协议获得某项创意或者创新的专属权。在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看来，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园区的开放创新达到全新的高度。这里正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这个占地仅有1平方公里的园区被誉为“欧洲最聪明的一平方公里”。福布斯杂志曾将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评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园区。数据显示，目前，该园区内有超过家企业入驻，集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1万多名高科技人才，产生的专利占据荷兰的40%。欧洲智谷崛起埃因霍温的小城大业飞利浦的开放创新，也“点亮”了埃因霍温这座小城。年前，当飞利浦父子三人踏入埃因霍温时，这里是一个只有多人的穷困村庄。时至今日，占地88.84平方公里的埃因霍温，人口仅22万人。从占地面积来看，仅如佛山市一个镇的规模。但如今这座小城，却是欧洲最有名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如同珠三角的创新生态体系一样，埃因霍温已形成了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一般企业如果需要进行产品开发，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研发或者外包合作方。这离不开飞利浦的贡献。说埃因霍温是因为飞利浦而生的并不为过。在埃因霍温，随处都可以看到飞利浦的痕迹，比如飞利浦博物馆、飞利浦球场等。飞利浦的发展，不仅推动着埃因霍温的城市建设，更重要的是成为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荷兰这个以郁金香闻名的国家里，飞利浦就像是蒲公英，把种子散落在了埃因霍温的各地。RobertDingermanse一直在钻研怎么打造“空中汽车”。几年前在离开飞利浦后，他在荷兰创立了PAL-V（跑飞车）公司。在该公司的展厅内，摆放着其在年试飞成功的第一款实验车型，这是一辆既带飞机翼又有车轮的飞车，也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可实现量产的跑飞车。数据显示，埃因霍温诞生了数十家行业的“单打冠军”。而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飞利浦相关，甚至可以称为“飞利浦系”。中欧技术合作与产业化公司总裁张少先认为，飞利浦就像是一个大国企，由于企业发生了业务的精简后，剥离出的不少业务，造就了一群细分冠军的诞生。除了阿斯麦以外，在半导体领域还有一家排名前十的企业——恩智浦也源于飞利浦。年，飞利浦把目光投向医疗保健市场后，开始大规模精简业务。其中，他把半导体以79.13亿欧元的价格卖给了荷兰的一个私募财团，这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恩智浦。不仅如此，埃因霍温还走出了扫描电镜领域的FEI、电子组装领域的Assembleon、特种装备领域的VDL等多家来自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他们都诞生于埃因霍温这座小城市，却成为了各自行业内的一方领军企业。龙头企业云集埃因霍温的背后，也缘于这里已形成了特定的“创新场”。张少先认为，在埃因霍温，人们一旦开展创新，都会有三点共识。第一是在知识产权的核心归属上，大家都会遵循谁出钱谁拥有新的知识产权，同时技术供应方之间不会为同行业做相似的产品。另外两点则是在创新的风险把控、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成熟度问题上，大家都会有共识。这种特定的规则意识，大大降低了创新的交易成本。不仅如此，由于埃因霍温本身大量企业是从飞利浦中孵化出来，企业之间的信任度天然会更高，从某种程度上看又进一步降低了沟通成本。这些都成为了支撑埃因霍温打造开放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而这个独特的“场”也被寄予厚望。财富杂志认为，这一座荷兰的南部城市有望成为欧洲版的硅谷。■佛山案例佛陶集团：如何裂变出中国建陶半壁江山？不久前，被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作为全球第一大单体航站楼建筑工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采用了10余个陶瓷品牌的大量瓷砖产品，其中有9个陶瓷品牌出自佛山。这是佛山陶瓷市场影响力的缩影。在全球，每10块瓷砖就有6块来自中国。在中国，每年七成建陶销售额来自佛山。人们常说“世界建陶看中国，中国建陶看佛山”。而佛山的建陶故事则要从佛陶集团讲起。上个世纪80年代，佛陶集团率先引入全国首条意大利建陶生产线，拉开了中国建陶腾飞的序幕。与飞利浦裂变出飞利浦系的故事相似，今天的中国建陶界有一支知名的“佛陶系”企业军团，他们成为了中国建陶迈向高质量发展最有力的支撑。率先引入行业首条海外生产线就像讲到半导体发展史的时候，绕不开埃因霍温这座荷兰小城；讲中国建陶发展史，也绕不开石湾镇和南庄镇这两个中国佛山小镇——前者曾凭借佛陶集团跻身全国8大陶瓷产区之首，后者则在“佛陶系”企业的带领下，崛起为闻名遐迩的中国建陶第一镇。“石湾瓦，甲天下。”上世纪70年代，石湾镇成为广东省最大的陶瓷产区。当时，佛陶集团的前身——佛山市陶瓷工业公司（下称“工业公司”）抓住了五小企业发展浪潮对于耐酸砖的巨大需求，一举成为该品类的全国销量冠军。但随后五小企业的关停潮给工业公司“当头一棒”。最困难时，工业公司订单大量减少，利润出现下滑，厂内许多工人都处于半失业状态。年，44岁的周棣华在阔别12年后，再度回到石湾镇任职，接手岌岌可危的工业公司。为了破解市场困局，周棣华动了引进生产线的念头，并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年，在一座新建厂房内，我国首条从国外引进的彩釉砖生产线在工业公司旗下的石湾利华装饰砖厂一次点火试产成功。这是中国建陶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事件。此后出版的《中国陶瓷百年史》把这条生产线的引入，称为是拉开中国建陶工业现代化序幕的标志。引进生产线带动了工业公司腾飞，在此后十多年，该公司以年均29%的速度发展。年，工业公司正式改组成为广东佛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任期内，周棣华还推动了另一项影响深远的工作——佛陶集团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并投资建设了佛山市陶瓷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这一举措对此后南庄镇的崛起及“佛陶系”企业的诞生有着决定性影响。从借船出海到跨国并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佛陶集团为代表的集体企业逐渐暴露出管理机制上的弊端，大批国企、乡镇企业纷纷走上改制之路，佛陶集团昔日的荣光成为改革路上的包袱，逐渐走下坡路。一大批优秀人才在佛陶接触到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积累了经验。在离开佛陶集团后，不少人自立门户。其中包括科达洁能的卢勤、欧神诺陶瓷的鲍杰军、蒙娜丽莎陶瓷的萧华、马可波罗陶瓷的黄建平、简一陶瓷的李志林、恒力泰的杨学先、宏宇陶瓷的梁桐灿等。接过佛陶集团的火把，“佛陶系”企业继续引领着行业的发展。年，中国建陶出口量达到4.21亿平方米，首次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一，佛山建陶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一时期出口的陶瓷主要以代工贴牌为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佛山建陶都以打别人品牌的方式“借船出海”。迈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佛山建陶开始从输出产品迈向输出品牌。年，广东金意陶陶瓷有限公司与意大利一家知名陶瓷企业达成合作协议，该公司成为金意陶在意大利的生产基地，为金意陶代工经典仿古的古风系列MUSE产品。这开创了中国陶瓷品牌在意大利制造的先河。年，蒙娜丽莎陶瓷宣布与意大利GRUPPOROMANI陶瓷集团合作，在意大利开设生产基地，让意大利陶企为其贴牌。年，简一陶瓷也对外宣布了自己的意大利代工企业。海外并购也成为佛山建陶整合海外资源的重要手段。年，佛山新美陶瓷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陶瓷公司AOKeramika。年9月，科达洁能发布公告，公司将以约万欧元的价格收购意大利唯高（Welko）60%的股权。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佛陶集团正是从意大利唯高引进了国内首条海外生产线。35年间，从帮他人代工、贴牌到输出自主品牌，从引进生产线到输出生产线，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佛山建陶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逆袭。其仁夜话如何打造创新场？周其仁物理学上有一个词叫磁场，一进去它引力就特别大。所有创新、科学、文化、艺术，在整个地球表面就集中在某几块地方，并不是哪里都有的。看上去人都一样，其他地方也对好东西会欣赏，但是哪里能供应好东西？就需要这个“场”。这个场强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交易费用就很低。合同在这里签，执行成本很低，而同样的合同在别的地方就很难执行。所以一块地方形成氛围，形成“场”，是这个地方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资本。佛山今天也有一些“场”了，有些事情到佛山就容易做。任正非经常提到，他不同意片面地讲自主创新，他老提开放式创新。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与经济学家薛兆丰合作写了一本名为《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的书。企业家为什么搭积木？这个人是我雇的，我可以任命他，这种积木我们都会搭。但是不是你任命的人，来自市场的人，要通过合同来搭这个积木，这种积木我们搭的水平就差。这里最大的学问是当大多数积木不是你的，如何通过共同利益将它搭起来，形成一个大厦。阿斯麦一台机器十亿元，其实里面很多细分部分都是来自别人的东西，我通过一个商业准则把它们连到一起，这是非常精彩的解释。我们经常会用到协同这个词，什么叫协同？协同是生产力潜力非常大的一个现代组织方式。一个协同的组织，对于没有清楚定义的事情，它也能自发地作出反应。不是靠老板发命令才动，它会为整体目标自发地动。这种能力的培养很重要，尤其到了几千、几万名研究人员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博士，都是有脑子有想法的人，互相之间如何协同？所以挑人不能挑错，一定要挑有协同能力的人。国际公司招聘的时候经常看重团队精神，什么叫团队精神？这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大家要下工夫来理解协同。■佛山笔记埃因霍温的创新土壤让我惊讶的地方在于，它的商业规则是谁委托谁就拥有知识产权，而且我委托你做了之后，你不能在同行业做相似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创新土壤促成了飞利浦以及这里其他创新公司发展到今天。其实中国也有这种地方，几个月前，我去武汉科技大学学习，在武汉有很多比较好的大学，有一家公司也是这样的模式，有很多大学生，每一个团队去创新不一样的东西，这家公司只是一个中间媒介。——广东福田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锡强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北欧那边的创新氛围这么浓厚，从学生到企业家所有人都在“胡思乱想”。我们看完出来内心想这怎么可以，但是问题是，这些“胡思乱想”里面，只要有一些成功，就是创新。这里的大学生很厉害，“不知天高地厚”，但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一帮像周其仁教授那样的老师，他们能够接受这帮“小孩”想出来的东西，跟他们一起去研发，跟他们玩在一起，甚至去做投资。——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平平埃因霍温这个地方和硅谷是很相似的。周其仁教授说过，科学技术和艺术这些方面，在地球上总是有这么几个地方，它是能够生长发芽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就是长不出来。埃因霍温和硅谷相似之处我总结主要有两个，第一是鼓励年轻人“胡思乱想”，然后在他想出来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基础上，要允许他“胡说八道”，因为不说出去，想法就不为人所知，接着要能够允许年轻人“胡作非为”，随便他怎么造，让他把想到的东西落地。——广东金意陶陶瓷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副总经理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