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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物”“象”：中国民族乐器生态发展观
乐器附身于物，寄托于声，承载着国人的材料意识、修造智慧和美学认知，至今鲜活地扎根于中国土壤。伴随着现代社会对形制与声音、制造与应用的显隐性需求，取自天然材料的传统乐器在文化生态演进中，确立典型，发展为今人心中“中国民族乐器”的标准印象，向海内外传播着传统与现代中国的声音志趣。跳出“物”“象”关系，基于本土知识去拓宽文化事项的维度，认识时代与人所不断赋予文化遗产的规则和意义，方能拥有发展并修复自有生态的能力。
民族乐器；乐改；标准化；文化遗产；生态
乐器，作为一件可触摸、可听闻、可观赏的器物实体，除了具备发声的基本器型、特征、振动体等物质载体之外，实际也包含了如何、为何发展出更宽广的音域、更合宜的音量、更丰富的演奏法、更让人满意的音色、更符合中国人耳朵和心理的生律法等观念与认知。寄托于声，附身于物，中国乐器一直是国人创造智慧、音响美学、修造技艺、材料意识等认识宇宙、自然的观念凝聚而成的非物质文化承载，与我们所讨论的文化遗产浑然一体。“物像”与“意象”，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合二为一，融合贯穿在乐器这一文化遗产对象的整体形态中，满足了美学标准；又超越“物”“象”本身，贯通往昔与当下，适应着中国乐器一路而来的传统与生态，稳定为我国普遍存在的万千文化遗产对象之一。本文将从中国民族乐器的“物”“象”角度切入，讨论这一传统在现当代的生态与发展。所涉中国民族乐器,泛指国人普遍认同的中国各民族传统乐器,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本土宫廷、民间乐器，也包括唢呐、管子、琵琶、扬琴等已在历史进程中“华化”的外来乐器。
一、物与料：存在于自然生态
中国人对于自己多达种以上的乐器资源有一套系统的文化认识。几千年来，中国的“作乐”观念改造自然生态中实实在在的金石土木材料，即物质本身，着力于演奏、创作、制作过程，发展出一个世界少有的兼集吹奏、拉弦、弹拨、打击四类乐器的音乐大国——中国，也形成了国人自有认识乐器材料和声音关系的分类知识体系。如今，现代社会健全了各式各样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发展出极尽丰富的人工材料，但中国乐器依然寄托于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乡村强烈的材料意识和传统生态中，保有自己的步调，始终以天然材料作为中国民众乐器生产和音乐社会生活的最重要基础，珍视与自然资源供给体系紧密相依的器物意识。
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我国的乐器制作一直崇尚天然材料，保持着因地取材的惯习。《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论乐”记载，八音分类法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年—前年）已经出现，从材料入手指称乐器，将乐器归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基本涵盖了当时乐器的基本材料形态，也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中重要的知识环节。三千多年来，可归入“八音”分类的案例比比皆是：“金”，即青铜，包括编钟、编铙、铜鼓等；“石”指石材，包括特磬、编磬等；“丝”为蚕丝，以丝弦发声的琴、瑟、阮、奚琴等都在此列；“竹”为竹材，包括笛、箫、管、篪等；“匏”为葫芦，有笙、竽、葫芦丝等；“土”指泥（陶）土，包括埙、陶鼓、陶响球、陶号角等；“革”为皮革、皮膜，包括鼗鼓、雷鼓、板鼓等，而“木”为木质材料，常见于柷、敔、南北梆子，等等。以“八音”为代表的天然材料，覆盖了从模范青铜（所谓“金”）为代表的宫廷礼乐器到藤上葫芦（所谓“匏”）为代表的民间乐器，揭示了中国乐器源于自然、利用自然的材质传统，也造就了各地方乐器“与天地同和”的象征意义，共同支撑起中国乐器的生态，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发展出一系列中国人认识、发展和使用乐器材料的经验智慧。
为了实现吹奏、拉弦、弹拨、打击的多样性声音，中国乐器除了挑选天然材质之外，更普遍对材料生长情况作进一步要求。如取材于中国特色植物竹子的吹管类乐器，对竹子的所在地、品种、季节、生长阶段、每日采伐时间,甚至生长区温湿自然环境都有严格要求，而南北制竹音色与风格差异更大，尤其南箫，与内径统一、音孔一致的北箫相比，个性极强。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福建南音”为例，当地南箫①崇尚自然，选材讲究，不统一打磨，保持竹子不同内径，各箫音孔位置也有所差异。依照古法，首先要选竹龄在3—5年，竹纤维疏密适中的竹子，有利于南箫管身振动发音。再者，在竹龄、竹长都满足要求的竹子中，找长度在55—58厘米间，且满足“十目九节”②的竹段。“十目九节”的竹子通常可以确保取音时，除了用大拇指发力的后孔之外，其余一目两孔，每一个孔都能打在平滑竹段上，配合传统竹材的选材要求和开孔设计，吹奏者的手指得以密实无碍地按住音孔。最后，在上述条件下，计算这一把南箫的音位，挖孔取音。
就像唐宋以来“十目九节”的南箫一样，老祖宗定下的“麻烦”规定富含着历史实践中传递的造物智慧。中国乐器讲求物质材料的天然个性与对万中选一的严苛态度，一方面体现着国人对称心乐器可遇不可求的审美思想，无形中提高了选材难度和制作技术要求；另一方面，实现了对天然材质个性的重视和保留，发展出重要的地域乃至个人音乐风格，定位了民族乐器在中国的大小生态。
二、名与象：延伸出万物观念
存在于自然生态的物与料，造就了中国传统乐器的大千世界，也鲜明地体现在乐器命名之中，展现出先人所认识的宇宙与自然万物的风趣与宽广。牛腿琴、马头琴、象脚鼓、凤首箜篌等以动物形象而命名；梅花、柳琴、笋壳胡、梨花片、椰胡等以植物材质和寓意而命名；头钹、鼻箫、口哨、喉管、手鼓等以身体接触部位命名；天琴、海笛、月琴、云锣、星等以宇宙和大自然命名；还有更抽象的，一弦琴、二胡、三弦、十面锣等以数字而命名③。当地人和专业研究者习惯于使用这些珍贵的传统称谓，发展出各地文化背景里不同的乐器命名标准，又进一步影响了地方说唱、戏曲、曲艺的名称。如以三弦、琵琶、月琴等弹拨乐器得名的弹词，因扬琴得名的琴书，因渔鼓得名的渔鼓等④。直到20世纪以来，随着认识世界与认识自身的并进，中国音乐界才逐渐采用了河南笙、四川扬琴、南琵琶等以地域区划指称的新命名方式来区别和称呼传统乐器。
不同地方的人应用同一或者类似乐器，遵循当地语言和风土人情，约定俗成形成的丰富而多元专业语汇，是关于这一乐器知识体系里的珍贵内容，保留了先民普遍存在的对自然、宇宙与人的和谐关系的崇拜，以及祖先和后代在血缘延续、资源共享、理念传承方面的敬畏。由于天然材料不像人工材料那样容易获取、又不绝对规范标准，因而发展出国人不但重视资源，而且适度管理资源的材料意识。让人想到多年前，山西省樊峙县宝藏寺的刘文成先生曾指着乐器对去采访的音乐学家张振涛老师说：“笙，是世界上最绿色的乐器。”老艺人的这句话里包含着新笙取自于天然竹材的“绿色”，还有老笙、坏笙终将破损作为竹材还归于自然的“环保”。可以得见，国人在运用材料的同时，也始终考虑着未来的自己。他们对信仰和意识中的自然和动植物的关系感到责任重大，因为资源要留给下一代。而这种对自然的主权意识延伸出物种共享、代际传承的观念，正像他们在认识材料上的智慧一样，帮助后辈的乐器制作和演奏者铺展了一段又一段神奇。循环利用的意识融入乐器的传承、发展，让人联想到，“遗产”的名词似乎到近代社会，尤其是在近几十年不断地被强调、逐渐地被意识，但是在中国民族乐器的制造成型和发展改善的过程中，这种朴素的对于文化遗产代际公平的原则，一直贯穿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和观念中，并成为中国乐器世界发展所依照的一种精神标准，即乐器与万物生态共循环的观念。
诚然，上述天然材质抑或主观命名是中国乐器的可贵之处，个性和语汇也是吾乡吾土珍贵的地方性知识，犹如中国乐器承载的“意象”与“物像”一样，虽未被冠以“标准”二字，却一直以“标准”的实质约定俗成地出现在这些乐器及其音乐现象的背后，隐性作用于国人的音乐社会生活中，使得传统生态中同宗、同名、同类乐器既承载了形制规格、音品性能上的器物差异，还蕴含了不同的乐师、曲目和演奏风格系统乃至地域文化背景。当然，若用当下社会发展的眼光来评价，上述隐性规则似乎还够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标准”。相较之下，西方乐器经过工业革命实现的标准化生产，在用料、大小、厚薄、造型等方面均作统一的规定，大量地使用人工制造的规格化材料，铜管乐器使用可因需组合、塑形的金属，板材多涉木料胶拼粘或化学处理，少用天然皮膜，营造出了一种更稳定、更可控、更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环境的乐器生态。
三、生态演进，定位乐器传统
传统是一条河流，流淌过的历史与变迁的社会始终影响着音乐传统在当下的认知，潜移默化地影响并重塑着民族乐器所处的生态。工业化社会的演进对中国乐器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自然发展状态下的乐器受到了现代科技和国家力量的推动，进一步磨合、确定并规范“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性外形和声音，继续发挥物料对乐器的外在形制和特定音色的重要作用，延续中国乐器“天地同和”的象征意义。这也成为在生态演进中定位传统的重要途径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乐器生产、实践大量运用天然材料的传统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