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莫斯科州某地，一队红军士兵在德军的进攻下撤退。路边一个老妇看到这队红军士兵，脸上不禁露出恐惧的表情，她注意到这些士兵中有很多人皮肤黝黑，有一副亚洲人的面孔，很显然和她常见的俄罗斯士兵大不相同，这个老妇大声询问他们是不是苏联士兵。队列中一个士兵回答：“我们当然是”，他叫贾勒默罕默德·博扎诺夫（DzhalmukhammetBozzhanov），哈萨克族。另外一个俄罗斯族士兵用调侃的语气附和自己的战友，并且确认这些“黑皮肤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绝对坚定，毫无疑问是苏联军人。博扎诺夫只是苏德战争中成千上万不远万里西行赴战的哈萨克青年之一。在卫国战争中，国防人民委员会（NKO）在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总共动员了大约万人入伍服役，其中有约45万是哈萨克族。这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柏林和其他战役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牺牲生命，在整个战争中，大约有名哈萨克人牺牲、负伤或者是失踪。相对来说，抗拒服兵役的哈萨克人只是少数，而且拒服兵役事件发生地点很分散，缺乏组织，大多数也没有造成重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沙俄政府费尽力气征发哈萨克人远离自己的家乡去前线作战，还引发了起义，可是到在二战中，服兵役的哈萨克人已经完全融入了苏联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中。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著名的哈萨克党务干部阿曼祖尔·卡列科夫（AmanzholQalyqov）在回忆自己的从军岁月时，曾经提到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大大扩展了他的视野。年轻的卡列科夫在前线和各族士兵结下了友谊，学会了说俄语，并且在战斗中保卫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斯拉夫城市。对于像卡列科夫这样的哈萨克族士兵来说，前线成为他们融入苏联社会大环境物理意义和思想意义上的空间。哈萨克斯坦历史学者在研究战时动员的过程中，基本上仿效斯拉夫民族部队的脉络来阐述哈萨克士兵的前线经历。但是哈萨克人融入红军的过程不但和白俄罗斯族、俄罗斯族或乌克兰族截然不同，与其他非斯拉夫族群在前线的经历也不尽相同。在战争期间，尽管国防人民委员会征召了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族入伍，但是动员政策充斥着各种矛盾和对立情绪。实际上，官方在实践层面中对哈萨克军人执行的政策，并不总是能反映党的宣传机构所宣扬的民族平等理想。这些政策反而凸显出对非斯拉夫民族军人的特殊偏见，其根源在于对哈萨克民族文化和社会的歧视。尽管苏联领导人试图通过动员手段来克服哈萨克人的这种“落后”，但体制上的不信任，行政上的错位和彻底的偏见却阻碍哈萨克族士兵全面融入红军。军事动员为“苏维埃化”的哈萨克军队创造了制度上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方式却加剧了不同民族士兵之间本就存在的不平等。最后，征兵政策和参与卫国战争，巩固了哈萨克族成员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地位，但是这些政策也强化了哈萨克族相对于俄罗斯族这个“各民族老大哥”的从属地位。
从零到整：卫国战争前俄/苏军队中的哈萨克族
卫国战争期间关于哈萨克族入伍服役的争议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早在年一战中，沙俄政府和哈萨克知识界就曾经就哈萨克族应征入伍是否可行或可取而展开争论。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草原游牧民族在沙俄这个帝国的社会地位究竟为何？年沙俄行政机构正式将哈萨克草原的原住民族划分到“异族”（inorodtsy(一般指旧俄时代俄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异族人，非俄罗斯人），即具有一定的行政自主权，但因为过于“原始”而无法完全融入俄罗斯社会的非东正教异族。尽管哈萨克人可以免服兵役，不过沙俄在中亚的总督会选拔诸位部落首领和其他社会精英的儿子，送往军事学院深造，从而培养忠于帝国的哈萨克族领袖。这些哈萨克军官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后来向当地的社会传统发起挑战，引发了社会和文化变革，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哈萨克民族的定居化和经济的贫困化。19世纪末，哈萨克人在沙俄的兵役问题已经成为哈萨克知识界面临的特别紧迫的问题。这些人利用年革命后政治宽松的大环境，大谈哈萨克人应征入伍与哈萨克族民族地位以及俄罗斯帝国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年俄军加入一战之际，一些著名的哈萨克知识分子，比如阿里汗·博凯汗（?likhanB?keikhan）和阿克梅特·拜图尔西诺夫（AkhmetBaitūrsynūly，原姓氏为“拜图尔西努里”）将兵役称之为哈萨克人对国家表现忠诚的手段，希望沙俄当局能够看到哈萨克族的忠诚，从而在公民身份和土地分配等相关权力方面对他们做出让步。然而，这些观点的前提却是两个过于乐观的假设：首先，哈萨克游牧民愿意为了帝国的主人流血牺牲，其次，沙俄政府官方有兴趣将哈萨克族纳入到俄罗斯帝国主流社会之中。不幸的是，这两种假设后来都被证明是虚妄的。大多数哈萨克游牧民不愿意在军中服役，而俄罗斯官员也仍旧认为这些草原民族不适合成为军人。沙俄当局并没有采纳布基汉和拜图尔西诺夫的建议，将哈萨克族征入一线作战部队，而是将他们招募进入没有武装的基建单位。而这样的征兵活动成为引发年叛乱的导火索。沙俄地方官员有意愿让哈萨克人从事军事化工作，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游牧民发武器。与沙俄当局相反，布尔什维克积极寻求招募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民众加入红军。年8月，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就组织了一批哈萨克志愿武装加入对高尔察克的作战行动，不久之后，苏维埃把阿拉什奥尔达政府（AlashOrda，年由阿拉什党在哈萨克成立的自治政府，年被苏维埃扑灭，前文提到的阿里汗·博凯汗和都是阿拉什党的骨干人物）的一些军队改编进入红军。据学者估计，到年10月，总共有名土库曼族、乌孜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和其他中亚民族的民众加入新生的红军。然而中亚民族加入红军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坦途，面对莫斯科方面以国际主义民族平等为原则的动员令，许多红军军官却存有矛盾乃至抵触的情绪。有些斯拉夫军官对这些命令公然抵制，他们经常用沙俄时期的一些简明但又充满偏见的说法来谈论少数民族，比如认为哈萨克游牧民是“野蛮”而“怯懦”的民族，从而表达自己对上级命令的不满。甚至包括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在内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都对中亚民族抱有偏见，认为中亚文化是落后的，因此当地人无法大规模进入红军服役。年红军改革中，伏龙芝要求在志愿入伍的基础上征集中亚民族士兵，但斯拉夫军官仍然将中亚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视为落后的标志。从表面上看，苏联领导人乐观地认为，中亚民族未来在红军中的人数将和斯拉夫民族相当，但是他们认为前提是经过若干年政治和文化的指导。在苏联官方看来，非俄罗斯族参军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成就之一。斯大林在年纪念红军建军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民族多样性和“国际主义”精神是红军区别于已经灭亡的沙俄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最显著的特征。按照斯大林年关于组建一支真正的多民族军队的指示精神，苏联军方开始征召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和其他中亚民族。而正如在俄罗斯腹地发生的情况一样，在中亚推广的兵役制度成为传播苏维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比如扫除文盲、无神论和对党的忠诚。斯拉夫干部也把征兵视为灌输“文明价值观”的有效工具，比如讲卫生和守纪律。军事动员更进一步加深了哈萨克社会的分化，愿意加入红军的民众，与反抗集体化和征用没收的叛乱分子开始对立起来。经过十年的发展，苏联采取普遍兵役制的趋势不断加快。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定男性公民不论民族和阶级背景都要服兵役。然而这种兵役制度其实也有例外，有一些受到镇压被强制迁移的族群，比如苏联朝鲜族不能入伍，或者被刚刚吞并不久的领土，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这些地区的居民也不能入伍。免除兵役的群体还包括曾在外国军队服役的公民、古拉格系统的囚犯，以及有直系亲属因破坏、间谍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哈萨克族入伍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哈萨克共产党军事部的报告，在年有名哈萨克族作为普通士兵加入红军，年是人。在“巴巴罗萨”前夕，红军中斯拉夫民族的比例仍然明显高于在苏联人口中的比例，但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为有力的证明，他们履行了建立一支多民族武装力量的承诺。这支军队很快就要接受残酷战火的考验。（未完待续）如需约稿请联系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