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电影评介” 年以后，中国电影界进入了一支新的创作力量，那就是在不久之前掀起电影“软硬之争”的“软性电影”论者们。以刘呐鸥、黄嘉谟为代表的“软性电影”论者，将他们的电影观念带入了其主导的电影创作中，从电影史的角度说，为中国电影贡献了一些别开生面的作品。但就当时的现实语境——民族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看，这些作品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软性电影”的实际创作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软”，事实上，它甚至以其独特的都市现代性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暗合了当时社会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所发出的整合呼吁，而这却是被以往电影史所长期忽略了的。
电影《化身姑娘》剧照
“软性电影”在早期电影史上的名声不佳，但真正的“软性电影”创作，并不像其鼓吹者或我们想象的那么“软”，无论这里的“软”意味着“反动”意识形态还是形式主义。除了《化身姑娘》之外，艺华公司在这一时期还推出了多部“软性电影”，其中包括喜剧片《化身姑娘续集》《女财神》《喜临门》等，爱情片《花烛之夜》《初恋》等，以及侦探片《新婚大血案》《三〇三大劫案》《神秘之花》《百宝图》等。如艺华公司面对左翼知识分子指责时的自我辩护所提示的那样，这些影片在民族国家总体危机的阴影下，并不如“软性电影”理论所宣传或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软”。或多或少，它们总会受到此时日益强大的民族国家话语的影响，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话语又会遭到“软性电影”的都市化转译而已。
蕉风椰雨:-年邵氏东南亚传播中的女明星
（龚艳，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博士；秦欣，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硕士生）
“邵氏”在至年面向东南亚甚至全球发动影视进攻，利用《南国电影》为邵氏的宣传文本,分别建立了戏院、游乐场、舞厅等一些列实体化的营销策略。“在邵氏营造的电影梦幻，主要是‘中国梦’”，为一大批在外的华人满足了想像的中国。“海外千万华人，到现在，除了中年以上的人，尤有‘故国衣冠’之思”。“邵氏”出品了很多的历史大片、民间故事及黄梅调电影，题材深入到中国最古老的文明中去。对于邵氏集团的主创人员，拍摄“中国”题材的影片，成为他们对家乡思念的诉求，早在李翰祥的影片《雪里红》中的老茶馆以及李丽华正宗的京剧味道透漏出一股地道的“老北京味”。邵氏的前身是上海“天一公司”，邵氏集团的主创人员大都是从内陆到港的，心理层面上更多的认为香港只是短暂停留的驿站，所有的思乡情结以及对祖国深深的眷恋化为创作的源泉，“爱国主义和商业利益甚至企业生存对企业而言是两难的选择，而企业的本能使他们选择后者。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它们还是愿意不同程度地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这种心态映射下的影片，得到了海外华人的共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影像的符号，不断在邵氏影片中呈现和美化。“香港的飘零身世和那个时代的电影人如出一辙，竹幕下似乎连接中西，又进退维谷，左右逢迎的香港和商业电影中的女明星亦有几分相似。”
景观电影：李丽华
邵氏把其电影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相关联，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大型的跨国娱乐商圈。除此之外，邵氏在亚洲范围的放映市场以及各大电影节都处于中心地位甚至是有掌控权的，这样就为自己电影公司输出影星谋得了一条宽敞的通道。在李丽华、凌波、林黛之后，还有由粤剧转而进入武打电影的郑佩佩与李菁，她们继续了邵氏集团的东南亚明星策略——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再造。李丽华、林黛、凌波、郑佩佩勾勒了华文化由南下文人生成并输出海外华人的脉络，与此同时也建构了邵氏集团成功的女明星输出链条。
郑佩佩：从伶人到侠女
女性特殊哀情影片的生产与跨地文化传播——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生态视域中《奇女子》的生产与传播
（徐文明，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韦礼楠，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生）
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影坛，《奇女子》都堪称一部相当独特的影片，围绕这部影片的诞生、制作与传播，20年代中国电影生产和传播的诸多层面被凸显出来。《奇女子》的诞生、传播与消费见证了20年代中国电影生态中的媒体文化生态、影人职业生态价值取向、电影生产与消费生态中的明星影响与地域构型等多重层面。由余美颜投海自杀孕育而来这部哀情影片，既是属于余美颜的，也是属于杨耐梅的，更是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以这部影片为依托，余美颜和杨耐梅两位奇女子在银幕内外共同书写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时代女性的传奇。虽然在《奇女子》拍摄和巡回放映完成后，耐梅公司便终结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一片公司”，但是今天，《奇女子》仍然是我们认识早期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互动关系建构、早期电影文化功能发挥、电影明星文化与社会影响、中国电影多区域发展与探索历程的重要作品，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
电影《奇女子》海报
编辑：郝赫赫
编审：曾珍
来源：《电影评介》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