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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评论不同，笔者认为19世纪英俄双方在亚洲内陆的扩张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竞赛，而非正收益的“积极扩张”。虽然我们在其军官的手记等资料里将被征服地描绘的多么富饶，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很不靠谱，与欧洲相比，这些地方既没有Sino那么多的人口和市场，又没有印度庞大的棉花田，更没有波斯的那种石油资源，所以其实是各方面都不出彩的鸡肋地。下面涉及到的当时资料，主要征引《征服中亚史》的内容中沙俄军队和使团在阿姆河流域和阿富汗等地的记述。首先，进军这些地方，俄军一般都需要自备粮食，而像日军那样打下一个地方就大掠保持给养的方法，也就是拿破仑创造的就地征给制，一般都办不到。他们在里海沿岸的克拉斯诺夫斯克（今土库曼巴希）修建了一个重要的补给港，在这里建有很大的仓库，储存着面粉、酸菜、“海上食品”、干肉和酒类，但是到当地检查的军需官仍然经常发现储存的给养腐败掉，因为他们要用轮船从巴库向克拉斯诺夫斯克轮渡运输，有的时候会在海上损失掉一部分，比如说海上潮湿空气导致的腐烂，或者轮船公司与军官勾结的贪污问题导致的假账，试想，习惯于就地征给的俄军如果真的能拿到足够多的给养，怎么会不辞辛苦的从高加索等欧俄内地长途运输军需物资呢？

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亚腹地他们无法保证军队的给养。一个连规模不太大的军事行动都不太容易保障的地带，其经济价值有多大，我是保持高度怀疑的。即便是古代，中亚曾有过经济繁荣的迹象，比如木鹿城、花拉子模、撒马尔罕等城市比较繁荣，靠的也不是自己本地的产出，而是建立在东西商路运转的基础上。进入近世，东亚与中亚之间的联系逐渐萎缩，所以当地的商业逐渐衰败，也就开始了本地内卷的模式。拉铁摩尔在亚洲边疆一书中也多次提到，蒙古这样的草原经济是需要外部商业滋润的，因为移动性而非产权本位的经济模式，不可能长期停驻在某一个固定点位上，而相对静止的产权关系则是发展比较精细的农业与手工业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一点，手工业品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也许草原地带有一定的能工巧匠，但他们最终却不能实现自己的奢侈品与日用必需品的自给自足。

整个中亚在沙俄时期本身就分为两大部分，一曰突厥斯坦总督区，二曰草原总督区，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哈萨克斯坦等河中以北的区域，本身就是草原广布的地区，其情形和蒙古高原没有多大的差别，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河中和西域的绿洲地带，这是半农耕区，所以有着与草原不同的经济秩序，但是他们在整个中亚并不占主导。几个居民点分布密集的地带，要么是挨着锡尔河与阿姆河，要么是接近周边的其他农耕文明带，比如卡拉库姆沙漠以南的贴克人，毗邻波斯，古代也几乎一直归属波斯的疆域；七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原先就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等蒙古高原农牧混合带，所以南下之后也有不少种植青稞等粮食的部落，在花拉子模和金帐汗国时代之后，这里也兴起了一小批国家，但是都是类似帖木儿帝国采邑的那种地区，他们的主要商品与农耕还是倚靠伊犁河流域的西域文化补充和维系；唯一比较内源型的，就是河中地带的绿洲城市，但是其基础也是粟特人的绿洲城市，绿洲城市的财政非常独特，一般来说都是商业与农业相平衡的，而且因为原先是游牧部落归化而来的，所以人事分封的色彩还很浓厚，换言之，农业赋税能不能收上来，完全要看封建主的心情，所以商业收入是更稳定的，而且商业要依赖于城邦君主的保护，否则难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