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丽纳尔是托里县贵宾馆接待员。那天中午，下班路过操场，看到许多人同时演奏冬不拉时，眼泪止不住从墨镜框边涌出：那种古老的，潜藏在她体内的情感被唤醒时，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在宾馆前台，我在电脑上整理照片，她无意间一瞥，看到有冬不拉演奏场景时，说起那件事。她穿着深蓝色套装，挂胸牌，翻开的大领子和袖口饰白边，金纽扣，肉色丝袜，黑坡跟浅口皮鞋，坐在大理石地面上的钢架皮椅上，熟练操作电脑。

她将头发全部梳在脑后，挽个髻，两颗银耳钉隐约闪烁。眉毛用眉粉扫过，嘴唇淡粉，眼线浓黑。一九八三年出生在这个县城后，她没在毡房里睡过一夜。从她的举止中，可料想她的父母一心培养她，并不希望她在黄昏的牧场上挤奶，或在转场的大卡车上，用围巾裹住飞扬的头发。可那个中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托里县一万人，包括老人、小孩、学生（年龄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两岁），于同一时刻，用冬不拉，演奏同一首曲子：《和谐》。琴声变得与平常不同。古丽纳尔着魔般，愣怔在街边——泪水，是自己流下来的。一种无法全然割断的纽带，神秘地衔接上。

她听到了祖先的呼唤后，变得和从前不一样。

这栋街边的家属楼四方四正，楼前并无草坪花坛，只是片狭窄的水泥地坪；一旦拐入里面，街上的喧嚣声便微弱起来。站在楼梯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正是民间作曲家、冬不拉演奏家：黑扎提。据说他长于演奏和作曲，但他根本不懂简谱。他全靠天赋，用脑袋记住一千多首曲子，有传统的冬不拉曲目，也有自己创作的。

他中等身高，脸庞赤红，浓密银发波浪般从额头漫向脑后，干净的深蓝色暗纹衬衫，土黄色马甲，灰呢裤裤缝笔直。我是从他的眼睛和额头，看出他坚强的个性。传说中，他能用冬不拉琴声将忧郁演绎得出神入化，而现在，他却呈现出一股奇特的沉静，像内心的火焰已经熄灭。

他招呼我进屋。我脱鞋，踩着地毯走过，盘腿坐在茶几旁。房间不大，贴着淡黄色暗花墙纸，碎花窗帘，一排姜黄色丝绒软垫。电视机旁的相册里是演出照和获奖证书，后墙挂着两把弯刀（从饰有花朵图案的黄铜盘子的顶端交叉而下，在底部露出一撇一捺，像个乌龟，却有两个头）；圆盘旁是左右对称的两把长剑（嵌在黑金丝绒包裹的板子上，黑把柄，银色剑身，饰有几何状图案，剑尾三角形刚好卡在凸起的环中）。刀和剑出现在这栋毫无特色的楼房内，让这个空间充满游牧味。

他坐在靠背椅上（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坐在地毯上）说：“冬不拉的诞生有个传说，有个穷人给牧主放羊，丢了只羊，害怕挨打，就跑到戈壁滩去睡觉，听到刮风的声音很好听，发现是风在吹一缕马尾，就照那样子做了把琴。”

突然，他停下来，起身，走进里屋。他行动迟缓，两腿滞重，像灌了铅——很明显，他的腰部受过伤。再出来时，右手里多了把冬不拉。他再次坐回椅子上，含笑摸着琴杆，说它已经三十七岁了（听着，像老父在说家中的老姑娘）；他说，在哈萨克斯坦国演出，有人要出一万元买，他拒绝了。他拍拍琴肚，说它的尺寸最标准，声音最好听。

我于是多看了那琴几眼：红松木琴边已脱漆，椭圆琴肚上饰有对称花纹，琴头用红绳吊撮猫头鹰羽毛，这些是任何一把冬不拉的模样，并无神奇处。但我还是咽下疑问。在沙孜湖，牧民说，千里马的模样看起来很平常，只有懂马的人才能看出。

黑扎提将琴放在右膝，像爷爷抱孙子，随意弹奏。他的手并不修长，甚至有些宽大，指甲剪得很秃，皮肤白里泛红，青筋突兀，细纹密布。在他右手的无名指上，套着个金戒指，嵌长方形黑戒面。

他边弹奏边说：“冬不拉以前是七个音节，后来发展为九个、十三个、十七个、二十一个。开始只有独奏，后来才有合奏。要六十个人以上才算合奏。配器决定乐队的构成：七把普通中音冬不拉，配一把高音冬不拉，再配上霍布斯、黑管等乐器，声音就会很好听。”

“常见的冬不拉有三种弹法：拨：胡尔曼·哈孜弹法；弹：塔提木·别克弹法；琵琶式弹法：黑扎提·赛依提汗弹法。”他将大拇指向后，指着自己，笑起来。一瞬间，这个长者变成孩童。他满头的银发、笨拙的双腿、多皱的眼角，突然不再重要。岁月可以腐蚀别人，但在他这里，却如流水滑过，他依旧持有一颗天真的心。他又弹奏起来。为了让我明白，四分之二和四分之三区别很大，他不断演示。我说，前者像马蹄奔腾，后者像泉水涌流。他点头笑了起来。

“我的祖先是中玉孜瓦克部落的一支，一八七二年从阿勒泰迁徙到哈图草原，我爷爷叫叶尔达纳，才六岁。我父亲赛依提汗一九零九年出生，是个民间艺人，母亲额尔萨丽德是阿肯，我一九四二年出生，有八个弟妹。我家有五只羊，两头牛，两匹马，一亩地，日子很穷。我父亲夏天收购马鞍，换成羊，赶到山下，在集市上换点盐和茶。冬天，他按野兽的踪迹投诱饵，埋夹子，打黄羊、灰狼、狐狸、野鸡。运气好时，一个月能打到四只狼，狼皮可缝制一件大衣。要把狼背回家，先用棒子敲它们的脑袋，打昏，再用皮绳绑住它们的嘴。”

“六岁时，我已喜欢上了冬不拉。我的伯伯拉合木伯，亲戚伯依达克都是冬不拉演奏手，我还有个亲戚叫拜孜·哈拉木，是个游吟诗人，弹得最好。现在，人家都说我是拜孜·哈拉木再生。学琴全靠自己悟：他们弹时，我就站在一旁看，能记多少算多少。他们不让我摸冬不拉，也不和我说话，更不会手把手指点。我父亲知道我喜欢上了冬不拉，就用一张狐狸皮换了把琴。有一天，我在家里练习，弹得很难听，父亲听着心烦，跳起来，一把抡起我的琴就摔在地上。可过了几天，他又给我买了把琴。他一共给我买过七把琴，并不都是他摔坏的，有的是在转场的路上碰坏的。那时我家穷，没骆驼，琴就捆在牛背上，很容易损坏。终于有一天，他听到我的琴声后，笑了起来，说弹得好。他一激动，宰了两只羊，请邻居们过来吃饭，祝贺我学琴成功。”

“我到九岁时，还在给别人放羊，十岁，我去铁厂沟阔克勒村上学。一进校，我因能自弹自唱而变成小名人。那时候的一年级有二十多个学生，可到了二年级，人就少了一半。老师是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师资力量很薄弱。一九五九年，我考上新疆工业交通学校，一个月两元生活费。全班八十二个学生中，十七名哈萨克族学生。第二年是一九六零年，食堂里的窝窝头比拳头还小，汤能照出人影，人人都吃不饱，很多学生选择退学，哈萨克族学生只有我一人拿上了毕业证，分配至县养路段当技术员。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四十七块两毛一。”

“工作后，我想找个媳妇，可我除了弹冬不拉的特长外，不过是个家境贫寒的中专生，我想了又想，决定找个老实姑娘。我觉得，老实人的立场比较坚定，不会随便改主意。有一次，我去同事家吃饭，见他妹妹很腼腆，便有了意思。女方家说考虑三个月。她的家人动员一切关系，到处打听，黑扎提是个什么人。答案是：有本事的人。我父亲从哈图赶来提亲，给女方家送去一百元见面礼，四块花布。第二个月登门后，定下结婚日期：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有二十多位亲戚参加我的婚礼，宰了一只羊。我们在县城租了个小房子住，一个月的租金是三块钱。我父母送来一条花毡、四床被子、两套窗帘。第二年初春，我去山里修水库，指导工人怎样安放炸药包。活很辛苦。可每天晚上，我都给工人们弹冬不拉。那时候我正年轻，手感很好。只要工人说好听，就弹个不停。我的名声从这里传开，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养路段有个黑扎提，能把冬不拉弹神。”

“一九六六年，文革来了。一九六八年，单位要找出个黑帮黑线，有人嫉妒我弹得好，说我弹的是外国音乐，明显是里通外国，是三家村安插在托里县的内线。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啥叫三家村。六月份，我被抓起来，不用审，直接开打，人跪在尖尖的碎石上，后腿上压着汽油桶，膝盖上的血喷出来，把白石头染成红石头。胳膊反绑过去，用麻绳捆住腕，头发被揪起，用鞋尖踢肚子，木棍敲脊背……我老婆听到这个消息，人都吓呆了，整天迷迷糊糊，儿子生了病，医院，没想到，就那么……没了。消息传来，我整个人都木了，觉得那些打在身上的棍子一点都不疼。哭不出来，没眼泪，心里一片灰，就是想不通，不就是弹了首曲子，怎么算也到不了伤天害理的份，为啥让我的娃娃抵命，为啥……”

“后来，把我拉到深山里的道班，白天在公路边挖沙子，一挖十几个小时。没水喝，渴了抓把雪往嘴里塞；没炉子，把馕放在石头向阳的那面，捂一捂再啃，就把大牙给崩断了。白天人累得站不稳，晚上，他们用布把眼睛一蒙，把我往死里打。我听见有人说，打死特务不犯法。他们边打边问：你们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是谁！你为什么给儿子起名叫都曼（轰轰烈烈）！你是不是想再闹一次革命……我满嘴的牙全被打光，两根肋骨断了，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可我还是不承认我是反革命。我不能认。我认了，我的娃娃就白死了。他们见我死咬着不低头，就给我丢下一米长的绳子和一把刀走了……”

他已热泪盈眶……他想继续说下去，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一下子决堤，喷涌上心头。他说：“我要休息一下。”

他站了起来，缓慢踱步：这个中等身高的老人——因被打断两根肋骨，行动迟缓；并且，十指被粗暴虐待过后，那些天才的传感元件，那些曾在琴弦上能接通祖先呼唤的探头——如今，变得像柴火棍。

他在那里踱来踱去，与内心的悲凉搏斗着，低着头，银发缕缕，泛出苍茫之光。他在为自己落泪，或者，为那早逝的婴孩落泪？冬不拉带给他骄傲的同时，亦带来厄运。

“那天晚上，我想了又想，不能死，说啥也不能死。第二天，太阳一升，我又恢复体力，开始挖沙。上午时，戈壁起了风，他们都走走了，嫌天气冷。只剩下我一个人，虽然无人监管，可我挖得还是那么认真，一点都不偷懒。挖到后来，不觉得是在接受惩罚，身体已形成惯性，不挖都不行了。就那么挖着，挖着，脑子一片空白，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存在，只剩下铁锨和沙子。这时，开来辆拉包谷的解放车，司机停车后，跳下来，是我认识的薛同富。他拽着我的袖子说，你还不快跑，他们今晚要打死你！他从额敏过来，把包谷送到阿尔达肖去，他听到搭车的人闲聊时这么说，就转了个弯赶过来。我看了看周围，戈壁那么大，往哪里逃？看着解放车开走，我的手再也拿不动铁锨，浑身的力气全没了，人瘫倒在沙地上。”

“可我还是逃了。冷、饿、疲劳、毒打……我都能忍受，可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我顺着公里跑，一口气跑出七八公里，眼看着戈壁在月色下泛出白光。我的肚子空空荡荡，却一点都不觉得饿。是恐惧让我不饿。说起来，我这可是逃跑。可不跑又怎样？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风大起来，天变得更冷。我看见前面路边有个小房子亮着灯，就去敲门，对户主说，我要到额敏去。第二天，我走到额敏，在那里，我找到白良福，我的一个汉族朋友，说他们要打死我。他说不怕。他把我带到县城一户哈萨克族人家，让他们把我藏起来，每天给我送饭。二十天后，他安排了一个拖拉车把我送到铁厂沟，让我从那里回哈图草原我的老家。我在铁厂沟住了一夜，第二天往家走。我在路上遇到的毡房里吃馕喝茶，走了两天两夜，回了家。我母亲看到我回家，扔下手中的挤奶桶飞奔过来，顾不得提鞋，和我拥抱在一起。”

“大队因为我回来，专门开了个会，说如果公安局来要人，就给；如果是群众组织来要人，就不给。我在家里住下，慢慢养伤。一九六九年二月，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讲话，说文革中受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我想回到县城去。虽然父母不同意，可我还是走了。”

“一九七一年，我平反后，又能弹冬不拉了。可弹什么呢？我再不想弹别人的曲子，我要弹自己写的曲子！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姓郁的汉族人在弹琵琶，十根指头一上一下。回到家，我拿起冬不拉，发现自己的指头也起了变化。我苦思冥想，不断琢磨，总结出一套琵琶弹奏法。我写了《山鹰》，一支曲子八个调子，一个高难度接另一个高难度，和传统冬不拉不同。到现在，只有三四个人才能完整地演奏下来。我还写了《母亲》、《痛哭流涕的孩子》、《美丽的家园》、《叶木尔河的波浪》等曲子。”

他说起另一件事：一九七六年三月，他的腰疼病复发（曾被打断两根肋骨），匆匆赶到乌鲁木齐治病。三岁半的女儿出麻疹，因没得到及时治疗，不幸夭折；一天后，一岁的儿子因被传染上，也离去了。

“中间只隔了一天！”他的嘴唇抖动着，不知后面该说什么。

顿了一会，他说：“太伤心了。”

我完全不知该怎么接话。我被这接二连三的死亡给震住了。

顿了顿，他说：“没办法。”

三个孩子：他家，一共夭折了三个孩子……

他哽咽无语。这个房间突然陷落进一种可怕的空荡。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在我和他之间，虽然有民族、性别、年龄的差异，可现在，身为父母，我们被共同的疼痛折磨着，惺惺相惜。

出乎意料，他突然说，我要演奏《山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他要专为我演奏！我并非音乐行家，未必能完全领略他技艺的精妙，但他已做出决定：将琴放在膝上，凝神定气。

琴声响起，没有一点缓慢的前奏，突兀地，音符从最高处飞旋而下，一声声，急如马蹄。鹰翅颠簸起伏，环环相扣，步步追问。鹰时而愤怒，时而自怜，一路翱翔。急促时，弹琴的右手变成两只、三只、四只，捆绑在一起，一起翻飞。及至最后，鹰凝立山头，翅膀戛然收起，天地停顿下来，定格：砰！

他对生命的投入那么执着，而他对技艺的磨练，又那么精益求精。他的天赋那么突出，而他的遭遇，又那么曲折。他并不演唱，只专注演奏。他将全部精气神都灌注于指尖，让人哭，让人笑，能让人摸到自己的心跳。

专注，专注，只专注于这一种技艺，并在这种技艺中将自己练就得完美无比，无懈可击，视周遭喧嚣热闹于无声，只浸淫于简单中，一直弹，一直弹，将节奏融于骨节深处，收缩，掷出，再收缩，再掷出，如刀剑出鞘，碰到耳膜就灼烫，碰到眼睛就流泪。

这琴声维系着一个隐秘世界，在那里，人类原初的热情完整地保留着。平常，人们不会特别在意它，一旦找到缺口，让它渗进来，那热情就奇怪地显出原形。

走在下班路上的古丽纳尔，她的模样是现代的，可泪水却是古老的。琴声撕开道裂纹，一瞬间，她看到自己的母亲、外婆、母亲的母亲，外婆的外婆。那么多人生活在琴声中，直到抵达她——无论如何，她都逃不了。这浓缩的情感一旦附体，她便止不住哭泣。

小木，新疆音乐家协会工作人员，一九七六年时还是个孩子，走在大街上，突然听到广播中传来冬不拉的演奏，便呆立在电线杆旁。他被吓坏了！那疾风暴雨的音符吓坏了他：他从来没想到，冬不拉会像凿子，能在他身上挖出洞。他记住了那个名字：黑扎提。直到二零零二年六月，音乐家协会在托里举办“黑扎提从事音乐创作三十年”的研讨会时，他才目睹了真人形象。他说：“那个时代，人们都憋着一股劲，砰，被黑扎提的冬不拉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和传统阿肯通过聚会博得声名不同，黑扎提完全借助现代传播工具——广播，变得家喻户晓。早在一九七四年，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就录制了他的冬不拉曲目；六年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他到北京，录制了二十首冬不拉曲目，既有传统曲目，又包括他创作的。

黑扎提从此有名。

人们给他写信，以和他吃饭为荣，走在街上，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山鹰》在一九八六年“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中获民乐组一等奖；二零零九年，他应邀到哈萨克斯坦国参加“中亚国际民族音乐文化周”，获传统音乐项目成绩突出奖。该国音乐官员游说他，到我们这里来，有房有车。他笑着摇头。那里一袋洗衣粉要十二元，在中国才两元。他买了几条领带拿回来送人，人家说，都是中国制造的。

晚年，黑扎提的生活反而变得忙碌起来：给孩子们教冬不拉。起因是大儿子都满。作为塔城歌舞团的专业演奏家，都满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琵琶弹奏法，能流畅演奏《山鹰》，还自己创作出《骏马》、《火炬》等新曲目，深受草原新一代牧民喜欢。可当他看到下山定居的牧民迷恋电视，孩子们沉浸于网络游戏，阿肯弹唱无人问津时，和父亲商量，联手举办冬不拉培训班。

黑扎提点头同意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哈图草原。

哈图二字，比黄金还重。九十岁老母和弟弟一直住在哈图村，有一百五十多只羊，十几头牛和马。家里的冬窝子离金矿只有两公里，眼瞅着厂房盖起来，草变得发黄，蝗灾多起来，黑扎提意识到，那个他父亲用铁夹子打狼的时代不复存在。原本只能放牧一百只羊的草场，现在挤着三百多头羊，羊把草根都啃了出来，一部分牧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可在定居点，因为水少，技术不行，麦子和饲草料都种得不好，加之山下夏天热，冬天风大，很多人又重返山里，定居点上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男人们心烦，便恋上喝酒。黑扎提写过一首叫《妈妈》的歌，讲的是父亲是酒鬼，母亲改嫁后，孩子在梦中喊妈妈的故事。

琴声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它是一种希望。从一九九四年到二零一零年，父子俩共教出六百多名徒弟。用三十平米的小屋当教室，凳子是从不同人家借来，高低不同，款式不一。一个月算一个学期，学员从八岁至二十岁不等。一天上八小时，从最基本的学起，循序渐进。学期结束，学生能独立演奏七首曲目。

是什么人在做冬不拉，让如此简单的木头演奏出如此绝美旋律？黑扎提说，他认识县城最好的工匠。他打了个电话后，对我说，我带我去。我问什么时候，他说，现在！

走出逼仄的水泥楼梯，走出明亮但满是灰尘的小院，就到了大街。从松泉市场走过，拐个弯，拐进朝东的小土路。路随山势起伏，路的尽头是草原。伫立在草原边缘的一桩平房，就是米努尔的家。院门敞开，院子里堆着土块砖头，木料碎屑，裤腿粘着泥点的工匠们正忙碌地穿梭着。听到黑扎提的呼喊，里屋钻出个瘦男人，脸颊挤满皱纹。他搓着手，说家里正在搞装修，为小儿子准备婚房。

他让我们进了里屋，可屋里到处都是土，连炕沿上也是土。原来的窗户被扒掉，新的塑钢框已装好，但还没安玻璃。窗台蓝漆斑驳。有个东西很显眼，像切开的甜瓜，一牙一牙，却是木制的。米努尔说，这就是做冬不拉的模子。每一瓣都收拢起，外围捆扎上黑塑胶皮，就像个完整的哈密瓜。

米努尔完全不会汉语，每说一句话，都得由黑扎提翻译。他说，他父亲是塔塔尔族，母亲是哈萨克族，他以前是个木工，一九七零年开始做冬不拉。最初，有个邻居拿着把冬不拉让他修，他一看，把子断了，便整天琢磨怎么才能修好。修着修着，他想，还不如自己做把新的。

做冬不拉的原料很重要，最好用高山上的红松木做，沙枣木也好，那种树龄越大越干的越好，长在溪水边的木头并不好。做多了，米努尔摸到行情，自己去加伊尔山收购木头，再拉回来。一方木头能做一百把冬不拉，一把能卖三百五十元（以前卖八十、一百五）。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婚，在自己家做冬不拉，二儿子跑运输，小儿子和他一起做冬不拉，两人一个月可做十把。（若全部卖掉，可获利三千五百元，去掉成本，再一分为二，利润并不多）。

做琴其实不难，但要掌握好三分之一原则：琴肚占琴身的三分之一，琴杆占三分之二；琴肚上有两个点，按三分之一原理配置：先是码子，再是声音源（一个圆洞，像肚脐，洞的开口不能高也不能低，否则声音就不好听）。

做琴时，先将木头放入开水中泡，拿出来后在火上烘弯，再钉在模子上（我在窗台上看到的那个），模子分七瓣，每瓣上钉一片木头，用上、中、下三个小钉固定，再用小刀削去多余部分，抹上胶粘住，用塑胶皮捆起，固定好，四小时后，去掉模子，装上琴把（琴把上要再贴一层硬木，因琴把被手指不断摩擦），再装上白松木做的琴面，贴上自己剪的花纹，打磨两个小时后，涂上清漆。

黑扎提拿起把冬不拉，弹了几下，点头说可以。米努尔常让黑扎提帮忙绑弦：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黑扎提把一根长弦分成两根折上去，再绑。以前的弦是山羊肠做的，现在用普通吉他弦。弦从乌鲁木齐或哈萨克斯坦托人买来，一根弦两米长，十元。

从米努尔家走出后，我向后望了望：草原寂静无声，没有牧人，也没有牛羊。那条通往小城的土路，从这个大门口开始。这里是临界点：城市中止于此。这个尚无公交车的小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相互熟稔。这里像城市的胚胎，能找到一切事物的缘起之时，虽粗糙，却暗含倔强。

和黑扎提分别后，我回到宾馆，从一楼大厅路过时，看到敞开的包厢内，一群穿着艳丽演出服的演员正在表演。冬不拉的琴声从门缝传出，旋转的绿裙子舞动，男中音在歌唱。我不得不走进去，因为那大桌子摆在柜台旁，而我必须在柜台上点餐。我的面被准许送到房间——以便让我更迅速地从这里消失。但我还是看到了：舞蹈的女子化着浓妆，睫毛黑翘，唇线将口红包裹得很紧，绿纱裙摆嵌金边；弹奏冬不拉的男子，穿黑金丝绒坎肩，饰有对称花纹，小胡子，手指跃动。

这场面令我感觉觉刺目。这并非是一场冬不拉的演奏会，而只是为了让某个饭桌的气氛更愉悦，而进行的陪衬式演出。它那么急匆匆，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巴望着早点结束。

冬不拉的原野之美，全都凋谢了。琴声起伏在刀叉杯碗的碰撞中，吞咽食物的饱嗝中，微弱得如病人呻吟。琴声努力压缩着自身，让音符变小，变成晚宴上的一碟小菜。琴声毫无热度和光亮，只烦躁地应付着，用礼貌掩饰暴躁。他们——那些坐在铺着白桌布，当中放着塑料百合花的人们，正傲慢享受着，如塑料花般的琴声。

我迅速地扭过脸，跑上楼，打开房门，坐在床边，许久都一动不动。

这一天，冬不拉向我展示了所有：它如何被找到，被创作，被热爱；直到它——如何变成现在这样。它如此集中地出现在这一天，像整个白昼汇聚在一起，让所有的细节都被放大，连点滴都那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