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叶尔兰·卡林的那件事，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哈萨克斯坦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女人格外乐意生孩子的情况，他们的人口增长也是下降的趋势，现在的增长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机械增长，而非自然增长。

年，哈萨克斯坦的比勒特指数（BilleterJ）里面，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实际上也是三个城市，即卡拉干达、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为中心的三个州级行政区里面，只有阿拉木图为正值，而卡拉干达和阿克莫拉两个州都是负的，比勒特指数正值表示该地区15岁以下年轻人比50岁以上老年人多。负数则表示老年人多。数值越大，差距越大。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州里面，只有阿拉木图州和阿特劳州是正值，区域的北方和东部州都不行，南部的图尔克斯坦、江布尔州乃至第三个直辖市奇姆肯特，实际上都是慕斯琳集中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为什么我强调中东部和北部？因为除了阿拉木图和阿特劳外，其余的经济发达州都集中在北部，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带基本上就是以卡拉干达为轴心、东哈州、科斯塔奈州、巴甫洛达尔州为主要基地的，小玉兹的恩巴油田在阿特劳和曼吉斯套，所以这里的石油工业发达，当然，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原先和俄罗斯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不少都随着统一经济空间的瓦解而凋敝，但是他们仍然是哈萨克斯坦工业的轴心，只有工业化才能维持相对有效的城市化，有了城市化才有商业集聚效应，所以即便工业大不如前，他们的状况也比农业州要好得多。

至于说乌勒套、阿拜、杰特苏，这些地方都是新分出来的州，经济上很落后的，人口也少，图尔克斯坦至少人口多。当然，哈萨克斯坦北部州的人口虽然有老龄化和下降的趋势，但中心城市，特别是三个直辖市里面的阿斯塔纳还是有人口流入的。为了缓解北部的人口减少的压力，哈萨克斯坦还一度花钱把几万青壮年转移到北部，但用处没多大。即便人口增长放缓乃至减少，大城市的机械增长仍然是客观的，有钱的地方，服务好的地方，总能吸引国内外的移民进入。

这是-年哈萨克斯坦人口增长率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即便忽略90年代那段解体后经济一泻千里、卢布和坚戈约等于厕纸的悲惨岁月，年后哈萨克斯坦人口增长的总趋势仍然是下降的。年人口增长率是4.65%，年还有2.2%，但在独立后经济态势可以说最好的阶段，也只有1.98%，反而是疫情期间有短暂反弹，年为2.3%，年为2.29%，但年就立刻下降到1.34%。

由此可见，即便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sino，但其人口增长情况也和经济发展水平几乎成负相关关系，难道是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下降了吗？还是说他们的人均薪资是下降了？不是这样的，是生育意愿改变了，原先吃糠咽菜的时候恨不得生几十个，但现在能够养尊处优了，反而生一两个都困难，为啥？不过是责任感和心理预期改变了。第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责任感没有原先那么强了。苏联时期的社会教育和氛围影响，人们就很容易有责任感，现在的生活实际上责任感下降了。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我们不妨姑且简单的谈一谈，首先是责任与权利的对等性弱化了，在苏联状态下实际上是有强社会保障的，社会就给了较多的责任，人可能有惰性，但强福利的社会同样会强责任，所以无论是强迫的规制，还是说社会氛围的营造，人的心理和思想是和今天远不一样的。

其次，经济增长总是要有代价的，要有人买单的。我之前也经常说过一个问题，那就是sino和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有很大一部分，是在sino被视作公共事务、社会福利的因素，例如医疗和其他公用事业（最小的例如公厕，大的比如说学校教育），在美国是商业化的，但在sino是非商业化的，就在这种情况下，生育率都随着就业的不稳定化而下降了，更别说美国了，美国现在主要就依靠机械增长，移民，特别是有一些越穷越生的群体，例如拉美和黑人，wasp群体实际上是下降的。就业本身也是一个被置换的对象。对西方来说就是经济危机增多了，对东方来说就是铁饭碗一个个敲碎，在敲碎的情况下责任感自然也会跟着下降。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带来了责任感的日益淡薄，这种淡薄给人带来了更大的社会不确定性，社会不确定性使得人的经济投机性更强，两者形成了相互促进和恶性循环的关系。

如果责任是日趋弱化的，那么保障也是弱化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障就业，增强社会防坠网。当然，如果非要说铁定有效的，那还得是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颁行的法令。那个是真有效，不过问题在于，有疾病和犯罪生育出来的儿童怎么办？这是无法照顾到优生优育的问题的。当然，人口无节制生育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例如埃及大饼的故事。埃及那种经济拉胯的情况下为什么生的那么多？一个是慕斯琳多子多福的信仰，这个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克孜勒奥尔达和图尔克斯坦等地也是适用的。另一个是大饼兜底，再者，生得多在农业社会是劳动力的增加，只要有足够多的土地耕种，即便边际效率降低了，其总的产量也是增加的，而且在乱世，一家多生几个有好处，贾平凹的小说里两个家族为了争夺几间破房互相火并，人多的势众，自然占便宜。综上可知，他们是总的条件下占便宜的。一来符合religion的原则，二来有一定限度的底保障，三来经济和军事上都有利于维护家庭的利益，所以延展出家族，家族反过来提升了家庭在当地社区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进而给他们带来更多好处，如此无限循环，这当然和恰亚诺夫理论在直觉上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恰亚诺夫理论才是更接近幻觉的情况。真正的情况是，多子家庭即便分了财产，实际上很多也不分家过，只有这样在规制不明确的世代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这在sino的农村里也是经常能看到的，除非是家族里的大宗把小宗欺负得太狠了，小宗实在受不了了，而且也有能力逃脱的情况下，才会分家过。

当然，还有一点，是我们需要结合前面说的去阐述的，那就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到底是优先保障充分就业，还是优先保障经济增长，这一权衡在普通人、弱者和大多数人那里肯定是前者，但精英、强者和少部分人是会优先考虑后者的，但是只要经济增长位，几乎就不可避免的要牺牲弱者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的权利，在农耕机械化的情况下，很多青壮劳力都无业了，他们的生计就成了问题；到了城市里打工，不管白领蓝领，都有随时被辞退的风险，不稳定性就在持续增长，但是，为了公司、企业和工厂的效益，这些企业几乎不可避免的要保持人员的高流动性，筛选足够有利于生产主体利益最大化的人进入，不适合或者不划算的人退出的这么一个机制。这个在农业没有机械化的年代也早就有了，例如包买商制度，还有长短工的制度。

过去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精英如何产生经商乃至大规模的市场雇佣劳动的动力的，这次我们也稍微展开说一下这个下端的变动，实际上就是大部分人的情况。说的更残酷一些，那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当然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技术的应用背后是有利可图，更何况在没有技术爆炸的年代，有利可图才是根本动力。首先精英无法通过政治超克来上升，其次是当局保障物权，这两点就创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动力——商业乃至包买商长期经营的必要性。只要有配置，就有不配置；效率提高，“不配置”的资源被汰除的就多，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就是大部分才能或体能不够的人被不断“优化”，实际上就是被裁汰的过程。这是最基本的资源配置；在往上，企业也会被配置，他们经营的效率如何，他们值得投资的程度有多高？资本配置的过程中，做多和做空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问题，都被割，能挺住的就留下来了，没挺住的就破产了，企业自己也被“优化”了；当然，这里面的估价或者效率评估的对象，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企业家才能”和“资本积累率”。此外就是市场对产品运用、蕴含的技术，或者其直接提供的技术的筛选，到底好不好用，“实在价值”如何？

预期串联在其中，但预期也是可以被塑造的，那就是企业家才能、资本积累效能等客观情况和食利资本的运作等主观操作，预期也分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在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宏观的预期具有一定稳定性，但中观和微观的预期则有很多不稳定性，而后者的不稳定性其实构成了前者的稳定性，因为前者代表的是最大的利益，中观和微观的利益最优化构成了宏观的最大化，正是在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确定不移”之下，大部分人的生活是充斥不确定的，大部分人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小部分人的确定性，进而形成了总的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趋势会在体力劳动完全消亡或接近消亡的时刻达到顶峰，而只有在我之前所谈到的那种技术变革中的收入转型，背后是金融集权的建构与公器福祉的再造情况下才有可能改观，否则就是未来小国只会更加支离破碎，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危机不可避免，在社会的总的保障回升后，责任感才可能重构，进而产生良性循环，才是人口增长的根本回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