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刊《人文杂志》（10）。由作者鞠文浩教授授权本订阅号转载。

内容提要当今学者多认为，永明声律论的提出是以“四声”的发现为前提，但从现存文献来看，“四声”的发现，应当晚于永明声律论的提出，而在发现“四声”之前，魏晋宋齐的文人把汉字声调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永明声律正是利用这种“五声”分类法制定的。“五声”的分类依据是汉字声调的高低，与“四声”依据声调变化的划分原则不同。“四声”分类法是周颙在永明末年提出的，然后沈约又依据它制出了“四声”律。齐梁之际，汉字声调分类法经历了一个从“五声”到“四声”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五声四声声调分类齐梁声律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永明声律是为了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四声”而制定的，因此它的提出，必然以四声的发现为前提。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以下两条记载：

《南齐书·陆厥传》：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①]

《梁书·庾肩吾传》：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②]

这两条记载中，《南齐书》称沈约等人“文皆用宫商”，而《梁书》则称“文章始用四声”，关键词一为“宫商”，一为“四声”，二者并不相同，但因为《南齐书》中还有“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一句，所以后人便将“宫商”与“四声”等同起来，以为前者是后者的代称。实际上这一理解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宫商”与“四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这两段记载，也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

一、永明声律实为“五声”律

《梁书·王筠传》记载：

（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坎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赞。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政在此数句耳。”[③]

《郊居赋》作于梁天监六年[④]，此时沈约已将四声运用到诗文的创作中，但从“仆尝恐人呼为霓”与“知音者希”两句可以看出，当时掌握四声的文人还很少。

钟嵘《诗品》记载：

王元长创其首（“其”指声律），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⑤]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永明声律论在提出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士人争相学习，用力钻研，甚至相互攀比。

一套完整的声律体系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声调分类的方法（即“声”），二是调类配用的规则（即“律”），两者缺一不可。如果永明声律所采用的声调分类法是“四声”的话，那么经过十几年的流行传播，到梁天监六年时，就不可能出现“知音者希”的局面了。或许会有学者认为这种局面是由于梁武帝萧衍“不好四声”[⑥]造成的，但是永明声律早在萧衍登基前十多年就已产生了影响，如果它的声调分类法是“四声”的话，入梁之后即使受到打压，也至多是导致“用四声”的人减少，“懂四声”的人还应该有很多才对，沈约总不至于把“知音”的希望寄托在王筠这样一个后辈的身上。因此，永明声律所用的声调分类法应不是“四声”。

《梁书·沈约传》记载：

（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④

《诗品》称永明声律是由王融首创的（钟嵘是永明文坛的亲历者，并且与王融有过直接的交流，他的记载应是可靠的），如果这种声律已经开始运用“四声”的话，那沈约撰《四声谱》，就不可能自认为“独得胸衿”，也不会称之为“入神之作”了[⑦]，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永明声律不是“四声”律。

“四声”的发现，按照前人的说法，应归功于周颙，这大概是不必怀疑的。《南齐书·陆厥传》将“汝南周颙善识声韵”单独作为一句，放在沈约、王融等人的内容之外，说明在“识声韵”方面，周颙的确有其过人之处；而刘善经《四声指归》称“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顒”[⑧]，也表明“四声说”的创始人应是周颙。《南史·周颙传》记载：

（周颙）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后卒于官。[⑨]

“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一句，放在“转国子博士”和“后卒于官”之间，说明《四声切韵》是周颙在担任国子博士期间撰写的。案《南齐书·周颙传》记载周颙转国子博士，是在何胤除国子祭酒之后[⑩]，而《梁书·何胤传》记载何胤除国子祭酒是在永明十年[11]，那么周颙著《四声切韵》一定不会早于永明十年，沈约撰《四声谱》则要更晚。永明声律论最迟在永明六年沈约著《宋书·谢灵运传论》时就已出现，此时距周颙提出“四声说”尚有数年时间，由此也可以看出，永明声律的声调分类法不会是“四声”；沈约著《四声谱》将创始之功归于周颙而非王融，钟嵘论永明声律将创始之功归于王融而不提周颙，也从侧面证明，“永明声律”与“四声”是两个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

《诗品》记载：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唯颜宪子论又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12]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称：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13]

范晔、王融二人所言之“宫商”都不可能是“四声”的意思，因为范晔入狱时，“四声”的概念尚未出现，而王融卒于永明十一年，生前亦未必能接触到“四声”之论[14]，而且王融既然说“范晔颇识之耳”，那么两人所言之“宫商”的基本含义应是相同的。细揣文义，王融与范晔二人都是用“宫商”来泛指文字声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人们将汉字声调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取其前两类之名来统称声调，这在当时是约定俗成的，而后来王融创出的声律，也正是利用这种“五声”分类法来制定的。沈约《答陆厥书》称：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15]

这里已明确指出，当时的汉字声调是分成五类的。前代一些研究者先存了“宫商代指四声”的主见，认为这五类声调是将“平上去入”四声中的“平声”分作两类，而凑成的“五声”，这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四声”提出时只含四个声调，“平声”并未再度分化，殷正林对此有论述，可参看。[16]）

刘善经《四声指归》记载：

（甄琛）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乃取沈君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17]

对此沈约在《答甄公论》中回应：

经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则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则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则国家治矣。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18]

从沈约的回应中可以看出，“四声”与“五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甄琛所谓的“古典”，正是“五声”，这在当时是主流，是范式，而沈约所著的《四声谱》颠覆了传统，所以才受到甄琛的责难（梁武帝“雅不好之”或许也与此有关）。

考察前人记载，“宫商代指四声”这一观念最迟在陈代后期就已出现，《梁书·庾肩吾传》中以“四声”来代称声调，说明此时四声分类法已经普及，并且成为了主流的声调分类法，又因为当时文人对“五声”分类法缺乏了解，看到前代用“宫商”来代称声调，便产生了“宫商”即是“四声”的误解，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萧子显并没有混淆“宫商”与“四声”的概念，这点只要对比下《南齐书》和《南史》的原文就能看出来，《南史·陆厥传》中关于“永明体”的原文是：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19]

与《南齐书》相比，这段文字除增加了“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之外，还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改成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带有解释“四声”为何物的意思，这说明在萧子显著《南齐书》时，四声分类法尚未普及，《梁书·王筠传》中沈约称“知音者希”，《诗品》中钟嵘称“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20]也都体现出这点，而李延寿著《南史》时，却不需要再对“四声”进行解释了，说明此时已普及四声（或许在李延寿的观念里，“四声”就是“平上去入”，而“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在他看来，等同于“以平上去入为平上去入”，是个病句，所以才进行了修改，当然，这也是以四声的普及为前提的）。从萧子显的行文来看，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平上去入”四声，但人们在言及“声调”时，仍习惯用“宫商”来代称，这也说明当时主流的声调分类法仍是“五声”，“四声”分类法影响尚小。萧子显能够分清“宫商”与“四声”的区别，所以后面他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宫商”[21]，而李延寿则改成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其事”[22]，前者“宫商”、“四声”分明可辨，而后者却已混为一谈。其实如果“宫商”与“四声”是一回事的话，那“用宫商”三字就显得多余，这段文字完全可以写成“约等文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

萧子显虽然没有混淆“宫商”与“四声”的概念，但他的行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南齐书·陆厥传》撰写时，“四声”尚未普及，而“永明体”却早已出名，说明“永明体”与“四声”并无关系，“永明体”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了声律，而不是使用了“四声”，萧子显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这句话放在“文用宫商”和“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之间，实际上并不恰当，无怪乎后人产生误解。萧子显本人可能也不太清楚“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的实际起始时间，毕竟永明十一年他只有七岁，对当时和之前的情况不可能了解的十分确切，而等他进入文坛时，“永明体”早已闻名于世，沈约也提出了“四声”律，开始将四声运用到诗文创作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永明体”与“四声”的关系作出误判，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王融、沈约、陆厥作为在永明时代就已参与声律讨论的当事人，在当时的讨论中都是只言“宫商”，而未提到“四声”的，而作为亲历者的刘勰后来著《文心雕龙》，单立“声律”一章，也未言及“四声”，另一位亲历者钟嵘在其《诗品》中称“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23]，虽同时提到了“宫商”与“四声”，但却是将两者并举，而非混为一谈。“宫商之辨”指“五声”律，“四声之论”指“四声”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后面的行文中，钟嵘对它们也是分开论述的：从“古曰诗颂”到“斯为足矣”这部分讨论的是“宫商之辨”，而“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这部分则是讨论“四声之论”的。从“今既不备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24]一句可以看出，钟嵘所谓的“声律”正是“五声”律，因为只有“五声”才会在意义上与“管弦”有所关联，“四声”已与音乐无关，而钟嵘对“四声”及当时沈约新提出的“四声”律尚不了解（“余病未能”不是自谦，而是事实），所以没有对它们展开论述，只是一笔带过了。真正将“宫商”与“四声”混在一起，正是从萧子显开始的，而萧子显连“亲历者”都算不上。陈寅恪先生在其《四声三问》中，已经提出了对于萧子显等人的记载与沈约等人的言论不同的疑问，但是因为他也抱着“凡约之所论，及厥之问约、约之答厥，融之语嵘者，皆四声之问题也”的先入之见，最终还是曲为之说，将“宫商”附会到四声上了。[25]

二、“五声”的性质及其与“四声”的关系

“五声”分类法最早是由曹魏李登提出的，其所著《声类》将汉字分成“宫商角徵羽”五类，后来晋代的吕静又著《韵集》，沿用李登之法，将韵部也分成了五类，及至南朝宋齐年间，“五声”分类法已经普及，成为常识，所以范晔、王融、沈约等人在言及声调时直呼“宫商”，而没有像萧子显在《南齐书》中对“四声”那样进行解释。

《声类》、《韵集》二书均已亡佚，今人对它们的了解多来源于以下几条记载：

《封氏闻见记》：

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26]

《魏书·江式传》：

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27]

潘徽《韵纂序》（《隋书·潘徽传》引）：

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28]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只能了解到“五声”分类法是可以应用到诗赋创作中的，但对于其具体的性质，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前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颇多争议。清代陈澧《切韵考》“论四声与宫商角徵羽”一篇称：

古无平上去入之名，借宫商角徵羽以名之……此所谓“宫商角徵羽”即平上去入四声；其分为五声者，盖分平声清浊为二也。[29]

他认为“五声”就是汉字声调的“四声”，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认同此论，如李新魁先生《汉语音韵学》：

陈澧的意见是对的。沈约在《答陆厥书》中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能举。”这里所说的宫商五声，主要也是指声调的概念。唐代日本和尚遍照金刚所著的《文镜秘府论》据刘善经《四声论》引用李季节《音韵决疑》的序，更明白说宫商等五声指的就是声调。它说：“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律吕相合。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30]

但也有学者对此抱怀疑的态度，如董同龢先生在其《汉语音韵学》中称：

他们（五声）跟声调上的“平”“上”“去”“入”有没有关系；或者竟有，而是什么关系？后人尽有许多揣测，总不免捕风捉影。[31]

而殷正林更是直接反驳这一观点，他在《李登?声类?性质管窥》一文中称：

“四声”发见于齐梁间为人所共知，如李登已能辨析声调，周颙、沈约等人焉能盛誉文坛，齐梁文士又岂有不辨声调之理！齐梁之于魏，其间三百年，我们也很难想象彼时的魏人已具有以声调为类聚原则撰辑《声类》的能力。

他以齐梁时周颙、沈约因发现“四声”而盛誉文坛为依据，判定曹魏李登提出的“五声”分类法不可能是“四声”，这一思路是正确的，然而竟由此推断“五声”不是声调，则未免矫枉过正。

其实上引文字中，李新魁与殷正林二先生的观点虽然大相径庭，但他们所存在的问题却是一样的，都是混淆了“四声”与“声调”的概念，这也是他们对“五声”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四声”只是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汉语声调性质的认识，它与“声调”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声调理论不可能一提出就是完善的，人们对声调的认识总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不一定意识到声调存在之初就能分析出平上去入的特点。

实际上，在“四声”发现之前，人们对于声调性质的认识，只有高低的区别，没有升降变化的不同，这点从以下几条材料中能够看出来：

沈约《答陆厥书》：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宋书·谢灵运传论》：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32]

《文心雕龙·声律》：

夫徵羽响高，宫商声下……凡声有飞沉……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33]

“高下低昂”即是当时人对于汉字声调性质的普遍认识，因此李登才可以借用音乐体系中表示相对音高的“宫商角徵羽”来对声调进行分类。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对于我们明确“五声”分类法的性质有很大帮助：

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备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34]

古诗入乐，作诗需要考虑字音与乐调的配合，即“调五音，以谐会”，所谓“谐会”，是指诗中字音的高低起伏，与乐调的高低起伏保持同一节奏，换言之，就是在乐调的高音处使用声调高的字，在乐调的低音处使用声调低的字。李登将汉字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应该正是为了与乐调的“宫商角徵羽”五音相对应，以便在创作入乐的诗歌时使用；结合上文所引潘徽《韵纂序》对《声类》和《韵集》的评价，以及宋齐时人以“宫商”代指声调的做法，我们不难判断出，“五声”乃是一种不同于“四声”的汉字声调分类方法，它的分类依据，是汉字声调的高低，而不是声调的起伏变化。[35]

根据《文心雕龙》“徵羽响高，宫商声下”一句推测，李登《声类》应是把声调最低的汉字划给“宫”声，次低的划给“商”声……最高的划给“羽”声，沈约谓“宫羽相变”，潘徽称“才分宫羽”，将“宫羽”对举，作为声调之分的代表，正是利用了“宫”声调最低而“羽”声调最高的特点。“宫商角徵羽”五音本是音乐的概念，李登借用它来对汉字声调进行分类，使它具备了文字音韵范畴的内涵，并得以应用于文学创作，而“诗乐分离”之后，声律论中所言之“五声”就主要是指是文学意义上的“五声”，与音乐关系不大了。

孙愐《唐韵序·后论》称：

切韵者，本乎四声……或人不达文性，便格于五音为定。夫五音者，五行之响，八音之和，四声间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若细分其条目，则令韵部繁碎，徒拘桎于文辞。[36]

陈澧在其《切韵考》中，对这段话的涵义作了分析，他认为：

此孙愐解说《切韵》之书分四声不分五声之故也。所谓宫羽徵商，即平上去入也。平上去入各有清浊，不可但分一声之清浊，以足五声之数。若四声皆分清浊为二部，则太繁碎；故不可分也。[37]

此论被后来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其实并不符合孙愐的本意。孙愐“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一句，是针对《切韵》一书的韵部而言的，不是针对四声，他认为《切韵》的韵部，还可以按韵中各字声母的清浊继续划分，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使韵部太过繁碎，所以他不赞同这样做。他反对按清浊细分的是“韵部”，而不是“四声”，因此这句话并不能作为对“《切韵》之书分四声不分五声之故”的解释，而孙愐真正用来解释他反对以“五声”来划分声调的原因的文字是:“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此处的“宫羽徵商”是取其本义，表示五音音阶，而不是代指“平上去入”，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非得用五音来标示声调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声调中包含着多个音调（音高）的情况，比如有的声调是由宫变羽，有的声调是由徵变商。不过这里的“宫商徵羽”应该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用来笼统地代表声调高低，而非实指，否则“半徵半商”就不可能实现了，因为商徵之间还隔着角调，如果某个声调一半在徵一半在商的话，那它就不是连续的，而是跳跃性的了。揣其文义，孙愐应该是认为汉语声调有其自身的升降变化，而“宫商角徵羽”五音只是五个表示相对音高的刻度，用五音来标示声调的话，是无法体现出其升降变化来的，所以他不同意用五音来划分声调，认为这是一种“不达文性”的表现。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孙愐对于“四声”与“五声”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而相比于“五声”分类法，“四声”的优势也正在于能够体现出汉字声调的升降变化，因此齐梁间人才用它来代替了“五声”，如果二者内涵相同，仅仅是更换了名目的话，那似乎就没什么必要了。

历代音韵学家中，见于记载的，最早提出“五声”即“四声”这一看法的，是北齐的李概，他在其所著《音韵决疑序》中称：

案《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沽洗为羽。”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也。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宫商同律，闇与理合，不其然乎……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羽，读如括羽之羽。[38]

这段话也是后世音韵学家对“五声”与“四声”的关系产生误解的源头之一（上文所引史书中的记载是另一个源头），李概认为《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只言“宮角徵羽”而不提“商”，是因为“宫商同声”，在此基础上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猜测，认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分类法，与“平上去入”四声分类法，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宫商”二字的声调为平声，“徵”字为上声，“羽”字为去声（此“羽”字读如“括羽”之“羽”），“角”字为入声，“宫商徵羽角”五字的读音正好对应“平上去入”四声。[39]此论明显出于附会，而且逻辑上也不能自圆其说，如果“宫”声字与“商”声字的声调相同，那分成两类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汉字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本是为了配合音乐的“宫商角徵羽”五音，与“宫、商、角、徵、羽”这五个字的读音没有任何关系，“窃谓”的“窃”字也说明这只是李概个人的主观臆测，而非当时人的共识，沈约在《答甄公论》中就已明确指出“四声”不是“五声”，关于这点，前文论述已详，此处不再赘言。

三、周颙与沈约的贡献

李登将汉字声调按照高低分成五类，这一工作是通过何种方式完成的，史书中未见记载，或许仅凭其听觉感受，或许借用了某种工具，到底怎样，如今已不好考证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方式本身并不完善。李概谓“吕静之撰《韵集》，分取无方”[40]，潘徽称“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可见“五声”的分类是比较粗疏的。自魏至齐两百多年，文人对汉字声调的认识逐渐加深，最终总结出其“平上去入”的特点，进而提出“四声”分类法代替了“五声”。“四声”分类法的提出，是以周颙《四声切韵》的著成为标志的。

《南史·周颙传》记载：

（周颙）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周颙著《四声切韵》，是在“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背景与其著书的初衷有一定关系。《南史》称周颙“音辞辩丽”，其子周捨“音韵清辩”[41]，“音辞”、“音韵”都是与发音有关的概念，这里的“辩”字既然被用来修饰发音，自然不会是“辩捷”、“机辩”的意思，而应该是“清晰易分辨”的意思，“清、辩”二字同义，既然太学诸生“争事华辩”是因为慕周颙之风，那么“华辩”之“辩”也应是此义。这样看来，在周颙任国子博士时，太学生们曾受其影响，争相在文字发音上下工夫，而周颙著《四声切韵》，大概正是为了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指导和规范。《南齐书·周颙传》记载：

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42]

可见周颙对汉字声调的把握比常人准确，运用地也更加娴熟，因此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意识到，“五声”分类法并非完全契合汉字发音的特性，依据“五声”也不能准确判定一个字的发音（沈约“常恐人呼为霓”或亦与此有关），所以才著《四声切韵》，根据汉字发音本身的特点，将韵部重新划分为“平上去入”四个大类，这样汉字声调精确，太学生们的发音自然也能渐渐规范。

然而周颙的《四声切韵》，在著成之初并未受到文人的重视，《梁书·王筠传》记载天监九年多数文人尚不能掌握四声，即是明证，而萧子显著《南齐书》，也未收录此书，子显与周颙之子周捨同朝共事，尚能失录，可见《四声切韵》一书，在当时几乎是不为人知的。（《南史·周颙传》称“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行于时”三字与史不符，李延寿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了解得并不充分，判断也时有差误，上文曾提到过几处。）“四声”分类法真正进入文人的视野，是沈约著成《四声谱》之后的事。刘善经《四声指归》记载“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可见后代文人还是通过沈约的《四声谱》，才知道周颙提出了“四声说”；而李概《音韵决疑序》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合”[43]，则直接忽视了周颙的贡献，将从民间发掘出“四声”的功劳也归于沈约了；《梁书·沈约传》记载：

（约）又撰《四声谱》……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44]（《南史·沈约传》作：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45]）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萧衍是在沈约著成《四声谱》之后，才反对“四声”的，而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甄琛反对“四声”，也是将矛头指向沈约，可见“四声说”虽由周颙首创，但却是经沈约推广开来的，以至于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沈约才是“四声说”的创始人。

那么为什么“四声说”在周颙提出时少人问津，而直到沈约著成《四声谱》之后才引起重视呢？原因有二：一是周颙著成《四声切韵》之后不久便去世了（《四声切韵》大约成书于永明十一年，而经徐文明先生考证，周颙的卒年也约是在这个时候[46]），未能亲自推行“四声”；二是当时的文人尚未意识到“四声”分类法的用处。

潘徽《韵纂序》称：

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纔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

孙愐《唐韵序·后论》称：

切韵者，本乎四声，纽以双声迭韵，欲使文章丽则，韵调精明于古人耳。[47]

从二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古人将声调分类，是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换言之，是为了制定并运用声律，而“四声说”提出时，通行的声律还是“五声”律，文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四声”也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这与当时文人的声律观念有关，早期诗歌配乐演唱，所谓“声律”即是乐律，后来虽然诗乐分离，但文人们在制定声律时，却仍需模仿和借鉴音乐的制律方式，而“五声”分类法则是实现这种模仿和借鉴的关键。在当时文人的意识中，尽管诗歌不再配乐，“声律”与乐律也还是一脉相承的，更有甚者，如钟嵘辈，则坚持认为“声律”仅是音乐之事，无益于诗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意识到“四声”这个与音乐无关的概念，会与声律存在关系，更不可能用它代替“五声”来制定新的声律，因此，“四声”分类法虽比“五声”更加符合汉字声调的特征，但在创始之初却未能得到文人们的重视，直到沈约以“四声”制律，著成《四声谱》之后，“四声”分类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才为人所知。

在当时的背景下，沈约能够意识到“四声”与文章声韵的关系，并用它来代替“五声”，制定出新的声律，这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声律论”由王融首创，“四声说”由周颙提出，但“以四声制韵”却是沈约的贡献，是他真正“独得胸衿”的地方。他的这一创举，在当时也曾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其中以梁武帝萧衍的影响最大，但因为“四声”律比起之前的“五声”律，更加契合汉字声调本身的特点，文学独立性也更强，更能适应当时“诗乐分离”的潮流，所以在武帝晚年醉心佛教，对文学创作的干预减少之后，“四声”律便逐渐取代了“五声”律，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

四、结论

永明末年之前，人们将汉字声调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这种分类方法是由曹魏的李登提出的，其类别仅依声调高低划分。永明年间，王融运用声调高低二元相对的原则，首创诗歌声律，并得到谢朓与沈约的响应，沈约更著《宋书·谢灵运传论》来为其张目，“五声”律渐渐大行于世，在文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永明末年，周颙著成《四声切韵》，将汉字声调依据其自身的升降变化，分为“平上去入”四类，这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当时，文人们却并未意识到这种“四声”分类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因而“四声说”在提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乏人问津，直到沈约著《四声谱》，制定“四声”律之后，“四声”分类法才逐渐受到重视。由梁陈至于唐初，“四声”律经过文人们的不断完善，逐渐取代了“五声”律，成为文坛上唯一的声律，以至于后代许多文人只知有“四声”律而不知“五声”律，姚察、姚思廉著《梁书》时，更是忽略了《南齐书》中对“宫商”的记载，只言“四声”，从此文人相沿其误，历千余载而成思维定势，“五声”律的存在以及“五声”分类法的性质，则逐渐湮没在历史烟云之中了。

[①]《南齐书》卷52《陆厥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②]《梁书》卷49《庾肩吾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③]《梁书》卷33《王筠传》，第页。

[④]此依熊清元、陈志平《沈约郊居赋作年考辨》之结论，该文载于《文献》年第4期。

[⑤]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⑥]《梁书》卷13《沈约传》，第页。

[⑦]有学者认为，沈约自谓“独得胸衿”，有可能是出于争功的心理，但沈约去世时，经历过永明时代的文人中，仍在世者尚多，如钟嵘、刘勰、萧衍等，这些人是了解当时之情况的，因此无论《四声谱》撰于何时，沈约都不可能这么明显地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而且从“自谓入神之作”一句，也可看出沈约当时沾沾自喜的心情，似乎连他自己都没料到能有此成就。另外，刘善经《四声指归》称沈约“云（四声之目）起自周颙”，可见其并无争功之意，他敢说“独得胸衿”，恐怕是的确总结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⑧]（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80页。

[⑨]《南史》卷34《周颙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⑩]《南齐书》卷41《周颙传》，第页。

[11]《梁书》卷51《何胤传》，第页。

[12]《诗品集注》，第页。

[13]《宋书》卷69《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4]“四声”是齐梁之际文人的新发现，当时文人已意识到这一发现是对于前人观念的一种革新，因此其相关著述基本都以“四声”为名，以体现与前人论述的不同，如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王斌《四声论》等皆是此类，而王融生前仍“欲造《知音论》”，从这一书名来看，他大概是未接触到“四声”说的。

[15]《南齐书》卷52《陆厥传》，第页。

[16]殷正林：《李登?声类?性质管窥》，《辞书研究》年第6期。

[17]《文镜秘府论校注》，第97页。

[18]《文镜秘府论校注》，第页。

[19]《南史》卷48《陆厥传》，第页。

[20]《诗品集注》，第页。

[21]《南齐书》卷52《陆厥传》，第页。

[22]《南史》卷48《陆厥传》，第页。

[23]《诗品集注》，第页。

[24]《诗品集注》，第页。

[25]陈寅恪：《四声三问》，《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26]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年，第7页。

[27]《魏书》卷91《江式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8]《隋书》卷76《潘徽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9]陈澧撰、罗伟豪点校：《切韵考（附音学论著三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第页。

[30]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北京出版社，年，第15页。

[31]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年，第80页。

[32]《宋书》卷67《谢灵运传》，第页。

[33]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页。

[34]《诗品集注》，第页。

[35]詹锳先生《四声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中之应用》一文已提出“宫商角徵羽应用于韵书当指字调之高低而言”的观点，其论证思路与本文不同，可参看，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年。

[36]陈彭年：《钜宋广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4页。

[37]《切韵考（附音学论著三种）》，第页。

[38]《文镜秘府论校注》，第页。

[39]潘重规《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定本笺》对此有细致分析，可参看，见《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年第4期。

[40]《文镜秘府论校注》，第页。

[41]《南史》卷34《周颙传》，第、页。

[42]《南齐书》卷41《周颙传》，第页。

[43]《文镜秘府论校注》，第页。

[44]《梁书》卷13《沈约传》，第页。

[45]《南史》卷57《沈约传》，第页。

[46]徐文明：《周颙卒年研究》，《文学遗产》年第4期。

[47]《钜宋广韵》，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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