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哈萨克斯坦独立20余年来，不仅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正逐渐成为区域性强国；但在政治转型中，其亦陷入权力交接面临的“领袖悬崖”、腐败侵蚀政权合法性、社会内部深存反世俗化危机、政党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等政治转型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大厦”一夜之间全盘陷落，裹挟在独立浪潮中的哈萨克斯坦建国。年12月，纳扎尔巴耶夫当选总统并连任至今。
在任20多年间，纳扎尔巴耶夫以超强的政治手腕和独特的政治洞见，领导哈萨克斯坦人民白手起家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今日的哈萨克斯坦不仅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亦逐渐成为区域性强国。
在政治转型中，哈萨克斯坦取得了显著超越中亚其他四国的成就，但也陷入了权力交接面临“领袖悬崖”、政治腐败侵蚀政权合法性、社会内部深存反世俗化危机、政党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等政治转型的困境之中。
由于在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中独特的路径依赖和客观的现实需求，威权主义政治对哈萨克斯坦而言，在中长期内可谓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1、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宏观上看，中亚和东亚一些国家无一不在努力地将制度理想与自身实情相结合探索各自的转型之路：一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改革开放，迅速开启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如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照搬或模仿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模式改造政治体制，又因分散的权力体系难以规制无序的权力争夺，迫使统治阶级的政治精英转向谋求集权，使政治体制或主动或被动地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过渡，代表国家如韩国、日本、泰国等。三是全面效仿西方“宪政”，却因制度“叠合”造成“民主”失效而重回威权体制，后又因失信威权体制，遂重构自由民主政体代表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四是在维持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思想和制度设计理念，形成“半民主半威权”的政体并延续至今。
代表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政治转型，可谓是上层建筑为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作的自我调适。其转型的路径、速度、规模和深度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也正是哈萨克斯坦之所以形成和维持“半民主半威权”的政治体制的深层原因。
苏联解体后，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破灭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持有的“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西方自由民主政体迅速填补了“苏联模式”终结后的真空。然而根植于西方土壤的经济、政治制度难以在中亚汲取足够的养分而弊病丛生，使哈萨克斯坦政治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中亚的失败引起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对与之相生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警惕。
在政治上，哈国果断舍弃全面开放、宽松的“多党制”“自由化”等模式，转而建立更为符合本国实际、也更为熟悉和深谙的集权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渐进式改革。
从历史上看，中亚要么处在封建专制政权统治、要么笼罩在苏联集权的统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制度惯性不仅不能被遏制，而且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弹并将半边身体已经淹没在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拖拽回来。
在这种“路径依赖”基础上形成的新制度，既不能回归到原初的苏共集权状态，又不能跨进民主制政体行列，于是催生了哈萨克斯坦的“半民主半威权”政体。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对哈萨克斯坦政体依然起重要的塑造作用。按照马克斯·韦伯对威权体制的分类大体有三种：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传统型权威主义，一般指一国或民族长期处在专制统治之下，威权主义已经内化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外显为家长制和父权制。魅力型威权主义主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个人魅力之上。法理型威权统治则依赖于既定的规则和制度，领袖的权威来源于人民对这种规则制度的认可和服从。纳扎尔巴耶夫，既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作曲家，又在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政治高层中身居要职，在哈萨克斯坦极具影响力。
他执政后的集权策略以及“先经济、后政治”兴国路线带来的巨大成效不仅昭示哈萨克斯坦威权政体的有效性，还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对其个人的认可和崇拜。由此，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转型也难以逃离传统型威权主义和魅力型威权主义双重政治模式的规制。
此外，哈萨克斯坦之所以选择“威权主义”总统制，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也基于如下考虑：伊斯兰复兴化、政治化与国家世俗化设计之间的悖论决定了强力政府的必然存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伊朗与阿富汗两国境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使中亚国家暴露在伊斯兰“复古逆流”的危险当中。
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苏联解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亚各国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使得“双泛”思潮乘虚而入，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从巴基斯坦部落区—阿富汗—费尔干纳盆地一路向北渗透，困扰着所经国家及周边地区的世俗化进程。
独立前，尽管哈萨克斯坦民族化进程较为顺利，文化转型较为成功，伊斯兰激进情绪不如中亚其他国家那般甚嚣尘上。但是人民对伊斯兰教却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主流意识形态的缺位和国家权力体系的重构、调整带来的短暂权力真空为伊斯兰宗教复兴势力渗透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其试图借机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
然而，宗教“复兴”往往带有激进情绪，只有借以强大的政府来保持对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宗教要求与世俗国家之间的张力平衡，而维系这种平衡除了制度化的政府机构外，还需要一个充满个人魅力又兼具伊斯兰信仰的政治领袖。
“集权式的总统制保证了大众世俗文化的要求同个别人希望建立宗教国家要求之间的对立关系不至激化，很好地保证国家的世俗化发展道路，使变革朝着良性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哈萨克斯坦以总统集权制进行国家政权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既是对本国业已出现的伊斯兰教政治化势头的打压，又是为防止境外伊斯兰复兴情绪肆意渗透的未雨绸缪的前瞻性战略选择。
由此，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转型是出于对本国历史传统的尊重、对现实状况的把握和对未来发展负责的考虑，是政治变革的路径依赖、政治精英的历史自觉、制度理性多重作用的结果。
2、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权力交接缺乏成熟的机制且充满不确定性
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中亚五国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至今仍然在哈国保持着极高的政治认可度。“与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一生业绩并存的最大挑战仍摆在其眼前：在其任期内，构建一个强有力的议会，选拔一位年富有为的总理，组建一个强大的内阁体系。构筑这样的政治体系将有助于降低权力交接过程中的政治风险，为国家治理的良性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也能扩大公众对政府的支持。”
在权力交接问题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可以像叶利钦那样通过“钦点”一名为各方政治集团都认可的得力接班人来主持政局，或者将总统权力以合法手段过渡至其家族圈中的一员，实现纳氏政权的持续存在。然而，～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颜色革命”，上述两种权力交接模式的合法性在反对派政治精英广泛动员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中被严重削弱。
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诸多民众和政治精英仍然相信纳扎尔巴耶夫能够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然而，身体状况日渐糟糕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并未在年和年两次修宪中展现立刻交接权力的意图，反而释放出打算继续执政的信号。
年12月，“扎瑙津”市爆发骚乱，这使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统治精英强烈地意识到政策方针需要改变，政治机构也需要加强。”年9月，纳扎尔巴耶夫对总统办公厅和政府要员进行调整，此举意在平衡以库列巴耶夫、阿贝卡耶夫和阿斯兰·穆辛为核心的三支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势力，避免任何一方因势力过强而影响权力交接。年2月，纳扎尔巴耶夫签署总统令，将年的总统大选提前到4月进行，随后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此举也遏制了有关“谁是纳扎尔巴耶夫接班人”的猜测。在哈国政治体制中，提前大选已成为一种传统模式。
纳扎尔巴耶夫在任20多年，在哈国众多人民的观念中，难以想象会出现一个政治强人来代替纳扎尔巴耶夫维持中央集权，继续引领国家前进；而哈萨克斯坦广泛存在的经济寡头也使权力交接问题变得极为复杂。
哈萨克斯坦的自然禀赋优越，但并非所有的寡头集团都能从中分得丰厚的资源红利，许多寡头是依附于外部市场和境外财团。一旦权力交接走向公开竞争，在缺乏成熟的竞争机制的背景下，哈国政坛将演变成本国支持威权政治的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在哈国的“民主政治发言人”之间的争夺，其结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转型下的社会抗争抬升“可控民主”的政治风险
哈萨克斯坦的“可控民主”治理模式是其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理性和政治精英历史自觉的结果。在哈萨克斯坦经济转轨和政治转型进程初期，经济改革释放的巨大活力和“可控民主”带来的政治稳定冲淡了转型期的社会焦虑。而中央极力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也为国家全面转型提供了稳定的内部环境，社会矛盾在人们的宽容和理解中并未频繁地升级为政治诉求。同时，由于国门大开，在西方世俗文化的影响下消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大量中产阶级将政治认同赋予了现行制度，而在私有化进程中被盘剥的底层民众的政治冷漠也已成定势，大规模的政治抗争运动自然就难以形成。
然而，“可控民主”强力运转的20多年来，威权体制积累的社会矛盾长期积压在社会各个领域而不得排解：政治腐败、裙带户荫，使政治公信力降低，人民利益遭受忽视；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分化、劳资不公，则降低人民在现体制内寻求生存空间的耐心和信心；民族冲突、宗教复兴，导致国家和社会暴露在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威胁中，等等。
年12月爆发的“扎瑙津”事件正是威权政治下底层工人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谋求自我利益实现的一种政治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可控民主”消解社会矛盾和防范规模化群众运动的能力有所弱化，政治风险有所增加。与俄罗斯一样，哈萨克斯坦“可控民主”的有效性一方面源于其较为符合现实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源于国家领导人超强的政治智慧。
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经济的领头羊，在国家面临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如果正常交接的新任领导人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术来实现“可控民主”的自我更新，其政治转型的前路将举步维艰。如果权力交接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进行，哈国政坛势必掀起白热化的权力斗争，最坏的结果便是“民粹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可控民主”全盘瓦解，激进的民主化改造将哈国带向“准失败国家”行列。
（三）政治部族化倾向可能导致新的政治分化
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采取了一系列“主体民族化”政策，在唤醒哈萨克人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导致“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观念日益抬升和固化。
年2月，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将国家名称变更为“哈萨克耶烈”（哈萨克人的国家），正是出于强化哈萨克人民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削弱部落、种族观念的目的。“在哈萨克人的意识中，一个人如果没有众多的血缘亲属予以支撑，他在社会上就不可能有现实的影响力。
因此，权力体系的氏族化、部族化就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在哈萨克斯坦现今的权力体系中，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代表着“大玉兹”的整体利益，并且在地方上，“大玉兹”出身的政治人物也比较强势。“小玉兹”在政治体制内获益甚少，但其所处的西部恰恰是油气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
年之前，哈萨克斯坦开采的石油几乎全部来自西部陆上油气田，“年，哈萨克斯坦石油日产量万桶，预计年提升至万桶（包括里海油气田产油量）。年哈萨克斯坦陆上油井日均产油量达到顶峰，约万桶”，这些主要来自西部“小玉兹”的“黑黄金”。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对哈国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上的高奉献与政治上的低回报难免让“小玉兹”愤懑不满，这种情绪有可能成为哈萨克斯坦政治稳定的解构力量。
年发生的“扎瑙津”事件就得到了“小玉兹”政治精英的极力支持，这也正是部族矛盾的外显在哈萨克斯坦政坛中，目前存在着三大裙带集团：一是以纳扎尔巴耶夫的继女达丽伽为首的裙带集团，控制着巴哈尔财团，业务涉及传媒、电信、金融等领域，二是以库里巴耶夫为首的裙带集团，业务涉及石油、天然气、交通、酒店、海关等，三是马士凯维奇—伊布拉西莫夫—绍季耶夫团体，业务主要涉及采矿、炼矿工业。前两者核心人物同样来自“大玉兹”，并与纳扎尔巴耶夫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而在哈萨克斯坦政坛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政治利益集团中以库里巴耶夫为首的政治集团和以阿贝卡耶夫为首的南部政治集团对总统保持着较高的忠诚度、而代表着“小玉兹”利益的以阿斯兰·穆辛为首的西部政治集团则显得势单力薄。在哈萨克斯坦政治高层中，从宏观上看，“大玉兹”几乎控制了哈萨克斯坦朝野上下。
在政党方面，政治部族化倾向同样非常明显。“哈萨克斯坦的政党体制的发展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这意味着大部分政党主要依靠的是其领袖的威望或者主要成员的行政资源来获取和扩散自身的影响力。
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哈萨克斯坦政党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政党，也没有一个政党是真正的‘问题型’政党，绝大部分政党的纲领缺乏系统性和特色，不能够持续引起广大选民的共鸣。”
年组建的“祖国党”年改组并更名为“祖国之光党”。“祖国之光党”由于受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直接领导，且有众多的财团和政治集团幕后支持，成立不久便荣登哈萨克斯坦第一大政党的位置。在年议会选举中以88.05％的选票豪取下院全部（98个）议席；在年议会选举中以80.99％的选票进入议会并拿下98个议席中的83个，长期盘踞议会，独领风骚。“祖国之光党”几乎是由“亲总统”的政治精英组成。这些人要么来自“大玉兹”、要么来自“亲总统”的政治圈，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是一个以纳扎尔巴耶夫（大玉兹）为核心而组建的利益联盟，一旦纳扎尔巴耶夫的权力场消失，“祖国之光党”可能走向分化、解体和重组。
（四）社会内部深存“反世俗化”危机
伊斯兰教作为哈萨克斯坦的主体宗教，在构建哈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哈萨克斯坦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宗教意识日益增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仍是碎片化的。”“未经受过严肃的宗教教育的年轻人们易受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运动的影响并加入其中。在这些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中，年轻人占到80％。而这些年轻人中10％是未成年人。”此外，广大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认知和态度也有很大分歧：生活在城市的穆斯林倾向于支持哈国发展“非正统”的伊斯兰教，而乡村的穆斯林则更愿意虔诚地信奉“保守”的伊斯兰教。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存在于思想领域的分歧抬升了民族分裂和对抗、冲突的风险。在当前中亚宗教极端势力问题中，“相比俄罗斯文化影响较大的北部、东部、阿拉木图市，哈萨克斯坦西部宗教信仰原本就比较强烈。而威权政治下不可避免的不公正、对世俗解决方案的怀疑、长期积累的贫困问题为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和极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加重了该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化”。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的多发态势迫使纳扎尔巴耶夫通过了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法令。哈萨克斯坦副总监察长贾赫普·阿萨诺夫在年9月参议院的汇报中称，“年至今，哈萨克斯坦共发生十几起恐怖案件，造成21人死亡，其中17人为执法人员。据调查显示，目前共有多名哈萨克斯坦公民加入各类国际恐怖组织。
这些组织对哈萨克斯坦蠢蠢欲动，时刻希望渗入哈国内部，传播极端思想。仅去年至今，有关部门就破获了９起恐怖袭击阴谋。”激进的、政治化的伊斯兰因素诱发的地区动荡很有可能使哈萨克斯坦年以来的政治转型面临更大的风险。
过去10年中，“颜色革命”伴随着全球力量格局的调整屡屡在中亚得手，年的“阿拉伯之春”，虽未直接波及中亚地区，但其展现的现代化的工具和技术在社会动员和政治运动中强大的凝聚作用，势必也会对中亚宗教极端组织有所启发。如果哈萨克斯坦越来越多的青年被这些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所挟持，也就增加了爆发频繁的宗教极端活动的风险。为了缓解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哈萨克斯坦政府严密控制活跃在国内的激进的伊斯兰成员和各宗教流派。
目前，哈萨克斯坦政府已将伊扎布特、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动等15个组织列为恐怖组织，明确了反恐的主要对象。
在“后阿富汗”时期，哈萨克斯坦的反恐压力势必空前高涨。“活跃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激进伊斯兰分子公开化地向民众宣扬宗教极端思想，旨在建立‘伊斯兰国’。哈国特殊部门的人员称，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分子已经找到了渗透、进入哈萨克斯坦的渠道。”
目前，宗教极端组织动员和招募成员的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伊斯兰国目前正在集中训练大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娃娃兵’”。尽管无法断定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娃娃兵”是否会重回哈萨克斯坦从事宗教极端活动，但已为哈萨克斯坦敲响了警钟。
事实上，许多长期活跃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东地带的中亚人通过中亚地区广泛存在的十分复杂的地下人口流通网络进入哈萨克斯坦后，带去的将不仅仅是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还包括一些实质性的战斗经验和技术，这将对哈萨克斯坦的世俗社会和世俗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
尽管如此，更大的威胁来自“萨拉菲主义”。“萨拉菲派”流行于中东，吸纳了大量政界、宗教界和知识界的精英，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沙特为中心的“萨拉菲派新月”、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新月”和旧有的逊尼派抗衡。
在哈萨克斯坦，“萨拉菲”分子主要在西部、南部的大中城市活动，并吸收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年轻一代的哈萨克人自觉地认同自己是穆斯林，但他们的伊斯兰观念主要是萨拉菲属性的已经通过互联网或者海外留学而形成。”
“萨拉菲主义”的激进色彩会对哈萨克斯坦宗教极端势力产生示范效应，甚至成为哈国极端势力新的意识形态来源，从而影响哈国的政治进程。“哈萨克斯坦政府必须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首要的便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和执法领域等前沿阵地消除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
3、启示与思考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在中亚五国的发展状况上来看可谓是一枝独秀，不仅经济转轨焕发出巨大活力，还实现了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纳扎尔巴耶夫的威权统治对政治激进主义的遏制和“可控民主”对民众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
在总统健康状况恶化、权力交接迫在眉睫的政治背景下，哈萨克斯坦的威权统治正在经历一次“由刚变柔”的蜕变，即由“强总统制”向更富有弹性的总统—议会制政体改革。“可控民主”作为“总统制”威权政治下的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在新的政体框架中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意义，只是需要进一步实现形式与内容上的调试和更新，在引导政党、开放媒体、培育市民社会等方面释放出更多民主元素，从根本上扩大“总统—议会制”政体的弹性空间，增强政治体制由“威权”向“优质民主”发展的能力。
哈萨克斯坦过去的转型努力以及现今的权力调整无不显示：尽管哈萨克斯坦是个威权制国家，但并不意味着其拒绝民主。它正在为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做长期准备，但过渡时期必定是漫长的，尤其是对于像哈萨克斯坦这样既缺乏民主实践和历史经验、又受制于转型困境的新兴国家更是如此。
尽管西方世界证明了民主制度对政治现代化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就哈萨克斯坦的实情看，保持一定弹性的集权制度或者威权制度并不是一个坏选择，反而是有利本国发展的选择。
早在年纳扎尔巴耶夫就一语中的：“我们不能用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评判哈萨斯斯坦是一个民主国家，还是一个威权国家。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仍不充分，政治、社会团体的发展也不成熟，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的民主化倾向。”进一步讲，民主，无论是对于西方国家、还是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都是政治演进的既定目标，但不同的是哈萨克斯坦更需要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渐进的改革到达民主的“彼岸”。
哈萨克斯坦的政治转型并非依靠引入一套先进的政治理念和一个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便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在克服政治转型的现实困境的努力当中寻找能够与这些政治理念、政治制度相契合的接口，并逐步培养能够持续为之提供营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土壤。
因此，哈萨克斯坦要做的绝不是西方激进民主主义者所期盼的那样———彻底放弃既有的威权体制并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代之，而是要在实践中尽快完成政治体制的顶层设计，提高政治技术，实现政治体制“由刚至柔”的蜕变，建立起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威权—民主型”政体。
而当务之急则是，要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尚能驾驭政治局势之时、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完成权力的和平交接，避免国家因权力的非自然交接而陷入部落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长期的激烈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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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克兰及中亚国家研究中心哈萨克环球零距离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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