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zjft/180509/6223398.html*本文为「温州读书报」原创内容，选自年第4期一版我与广东人民出版社有缘，退休后，在这里做出版八年多了。这些年我主要做选题策划，拿来的书稿，一般是责任编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标示出来，我再做些处理。但也一些书稿，就像当责任编辑那样去处理，是因为自己想“把控”一下，掌握一个适当的度，以免出现遗憾。这些年，有一些书令我的印象很深，如朱正的《那时多少英杰》、蓝英年的《那些人，那些事》、智效民的《教育在民国》、丁东的《文化界遛弯儿》、徐方的《干校札记》等，都是可以拿来说说的；但这里暂且不表，只想说说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葛剑雄文集《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卷、《肖复兴文学回忆录》、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以及因故未能出版的雷光汉的《苏联逃亡记》、程映红的《红潮小史》。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全书就是八个悲剧。悲剧的主演就是封面和封底上的八位愁眉苦脸的肖像——成功改造的旧警察、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提心吊胆的大夫、疗养院里的“反革命”、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搞关系”的业务员、“特嫌”缠身的技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边缘人群体，即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入当时的主流社会，或主动或被迫地滑落到社会的边缘。我跟许多朋友说过：读杨奎松这本书，尤其是八○后的年轻人，要想知道中国社会—这二十多年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只要读读这本书，就知道一个大概了；也可以当做另类的“国史”教材来读。尤其是首篇成功改造的旧警察廖学昌，因为廖做过旧警察，从“三反”“五反”中侥幸漏网，到后来的“肃反”“反右”，直到“文革”；因为他属于“专政对象”，因此一直洗心革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流血流汗，努力让自己尽快回到“人民”中，唯恐自己没有改造好……年1月9日他因跟车运送木材去工地，不幸车祸遇难。读后，让人唏嘘不已。记得我曾给杨奎松先生打“这个人物你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把他写到年，当他拿到‘平反改正’通知之后，第二天他就疯了……那么虔诚地改造二十多年，原来都是错的。他能不疯吗？”这本书的责编署名是古海阳，其实我也是责编。因时间很紧，一部书稿我编前半部分，古编后半部分。关于这本书的出版还有故事，留待另一篇文章再说吧。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版）出过好几个版本了，但唯有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是货真价实的最全本。此书在收入七卷本“葛剑雄文集”时，作者做了一次修订和补充，增加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如关于谭其骧夫妇离婚的《上海市人民法院调解书》（年北讼字第号），作者是在谭其骧的一本藏书中发现的。当年谭妻李永藩上诉法院要求与谭离婚，调解书就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达成了协议，但后来又没有分开过。谭其骧对当年的助手葛剑雄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结婚不久就吵，也曾动过离婚的念头，亲友就劝：‘刚结婚吵嘴免不了的，有了孩子就会好的。’等有了孩子后还是吵闹，亲友又劝道：‘现在孩子小，等孩子大了就好了。’‘要是离了婚，孩子怎么办？’到孩子长大了还是老样子，又有人来劝阻：‘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离什么婚？’‘等老了就会好的。’到老了还是不好，人家就说：‘都这么老了，还值得离婚吗？’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其实，谭其骧的婚姻，和大多数老一辈中国人婚姻状况也差不多吧。一部传记写得如何，要看作者对传主的认识深度。葛剑雄师从谭其骧，做助手多年，直到其逝世，对人物稔熟。其“谭其骧传”，从目录上看，好像也是从童年写到晚年归去；其实在文本写作中，葛剑雄全书时空交错，信手拈来，或大气磅礴，或涧溪细流，读来亲切真实，耐人回味。谭其骧为何选择年七十二岁的时候加入中共？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谭其骧是怎么过关的？其妻李永藩为何竟以“三人小集团”等诬陷谭其骧？主编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什么折腾了三十年？年10月，作为学部委员的谭其骧坐着脚踏三轮车、由女儿搀扶着去看望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时为什么被周家拒之门外……读读这部传记，也许一切都明白了，也许还有无数的答案隐藏在字里行间，只能靠慢慢体味和猜想了。此书一印再印，也许就因为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博的思索空间吧。《肖复兴文学回忆录》是刚出版的一本新书。他在书中不掩饰，不做作，不自命不凡。读这本书，使我有了当年读卢梭的《忏悔录》的快感。尤其是读了该书第十一章《清算后的反思》，不禁想起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肖复兴的父亲是国民党员，当过国民党少校军需官，抗战结束后转业到地方，一直是个财务局的小科员。那时讲出身，讲根红苗正，读初三时，他申请加入共青团，就要和家庭划清界限。他一遍遍写着对家庭出身和对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交给团支部，但就是入不了团。因此，父子之间一直有着巨大的隔膜，直到年他父亲溘然去世，都没能理解父亲……回忆录的可贵在于反思。肖复兴有几年的北大荒知青生活，最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他曾奉命写过一个小话剧《小张跑了》，说的是农场工人曹永本和张玉钦的事。其实，他们两个是第一批老北大荒人，并且是两位带头的老共产党员，可突然之间，说他两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一下子成了过街老鼠。那时，肖复兴被当成“可教育好的对象”，于是让他为宣传队写节目，反映农场揪出曹、张是阶级斗争的胜利，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推到他们身上，其中一条就是对知识青年的拉拢腐蚀。肖复兴说：“我所写的那个小话剧，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两人。虽然，几年之后，事过境迁，证明他们两人都没有问题，我们还成了好朋友，但是，我不应该因为他们对我的原谅而原谅自己……一切水落石出的时候，落井下石中的那些大小石头中，其中有我的那一块石头……”我们这个民族是缺乏忏悔意识的。如没有全民族的忏悔，一个民族的进步也是很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肖复兴文学回忆录》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我也被这部作品所打动。钱理群是我一直心怀敬意的学者。尽管也有闲话批评他，不满意他的表现；而我却认为，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做到像他一样，那现状也许不是这个样子了。读钱老的书，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他其实就是一个青年导师。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鲁迅和胡适等人的世纪，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有谁呢？我想，至少有一个叫钱理群的人，他活过，呼喊过，思考过——这有他的全部文字作证。我有幸责编他的《与鲁迅面对面》，其实此书只有两篇与鲁迅有关，主体部分或序或演讲，比如他在“为中国而教”培训班上讲、在志愿者会上讲、在新书分享会上讲……拳拳之心，可见日月。钱理群主张“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要我们学会相互对话，彼此尊重，学会互助，学会宽容、妥协，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资源，如人的生命存在、道德重建、价值重建，等等。平实而娓娓道来的文字，内有深广的忧虑，虔诚而不合时宜的提醒，更把他自己都“烧在里面”了。我有过十多年的中小学教师经历，读过他序一普通中学教师的文集后，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这个“热闹喧嚣”“华丽浮躁”的时代，青少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应试教育将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都剥夺殆尽了；教师也一样，因为教师也是活在“当下”，直面自己的内心确实是痛苦而尴尬的。但是谁又敢真正说一句：这个社会的弊病与自己无关？是的，我们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本可以坚持“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做好自我，可结果大多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读到不能自已时，我停下来，静一静，然后给钱老打去电话，聊了聊，以释重负。后来，我有幸在北京泰康之家见到钱老，他说起自己的民间思想史研究，说起当下的教育，依然忧心忡忡。他送我一本自印的《删余集》，说这是自己的书在出版流程中被删去的文字，当然也有被我们删去的。他笑，我也笑了。雷光汉的《苏联逃亡记》是一部传奇之书，除了记述作者个人经历，更可贵的是从他的书中看到了年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底层的另一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至今未能出版是我的一大遗憾。雷光汉何许人也？年，说他“散布”俄国曾侵占了中国许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然是中国的领土等言论，以“反苏”的罪名被戴上右派帽子，沦落社会最底层。“文革”开始后，他看到有些右派被打死了，很害怕，就逃到苏联哈萨克斯坦。但那时中苏交恶，又被苏联“KGB”抓住，送进集中营劳改，受了不少苦……雷光汉属于那种“痴情的爱国者”，多次拒绝与“KGB”合作，拒绝到反华的东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反华出版社工作，拒绝参加拍摄反华电影和为反华电台撰稿，而甘愿做一名“无国籍者”，在哈萨克斯坦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年代才恢复中国国籍，但又被拒绝回国定居。苏联解体后，雷光汉定居在哈萨克斯坦。得到《苏联逃亡记》这部书稿，应该感谢萧默先生。萧和雷都是湖南人，一个读北大，一个读清华，相识却是在新疆——萧默清华毕业分配去了新疆，而雷光汉是被打成右派流放去的。几十年后，他们意外重逢，述说各自的经历，萧默劝他把这三十多年的经历写出来，但由于他几十年未使用汉语，用起来很不顺当，写好后又经萧默细细编订了一次。萧默先生把书稿交给我时，我还只是客串一下出版；后来我成了出版人，并启动了这本书稿的编辑工作，也与雷光汉先生建立了联系。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书稿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时重病中的萧默先生给我发邮说：“我这次病得不轻，精力消耗殆尽，只是勉强活着而已。雷兄的书常在念中，不知道广州的最后意见怎样？我稍微代作者争取了一点权益例如稿费，其实我想作者并不在乎，在如今好书出版难、国人读书率太低的国情下，出版社也有难处，请酌予考虑即可。我可能随时会有突然情况出现，希望赶在此以前尽快签订出版合同……”合同后来签了，但出版无法推进。如今萧、雷两位都先后故去，而书稿仍看不到出版的希望，好在后来有了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版本……程映红的《红潮小史》是我喜欢的一部书稿。借作者的话说，所谓“小史”，其实就是些边角料，谈论的多半不是红色年代的宏大叙事，而是大时代大事件中活动和生存的个人或者群体的经历。它不是红头文件，不是全会公报，不是调查报告也不是统计资料，而是零零碎碎和人的经历有关的故事和细节。但它们又都是有出处的，很多出自人物传记、学术专著、新闻报道和亲历者的叙述，也有的来自于一些原始材料和作者的实地走访。所以虽不属正史，但也有别于道听途说的野史。作为编辑，拿到这部书稿自然很是兴奋。编辑过程中，我们又按要求上报送审；审读意见也很正面：“读本书有益有趣……通过国际历史人物钩沉历史，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平添真实与生动，可谓以简胜繁，印象深刻……书中40篇文章不乏幽默笔调，尤以《克里姆林宫“相夫术”》《马尔克斯、卡斯特罗和戈尔巴乔夫笑谈版权》等，言简意赅，读来忍俊不禁。”“本书虽小，但容量大。读过本书，读者（主要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对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两大政治阵营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可以再一次重新梳理和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全世界的，鞭辟入里的。从非洲的卡扎菲、尼雷尔、恩克鲁玛、蒙博托，到拉美古巴的卡斯特罗；从亚洲的越南到社会主义的发祥地苏俄……尽管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兄弟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单本书不属专著，只是据相关的故事与细节集合而成，实属蜻蜓点水，而且这些故事和细节均有出处，是真实的……”可以说，审读者是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稿的，可最终还是没有出来。关于我与书的事，也许我还会写下去。此文就此打住吧。年3月于广州一隅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