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可以治疗好吗 http://m.39.net/pf/a_7157873.html年10月24日19点至21点，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副研究员应“李安宅讲座”之邀，以“生计与分类：中亚东干人的自然与人群观念”为题，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教室为到场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李静玮副研究员主持，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及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李安宅讲座系列”第四十二讲，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师生参与学术交流。李如东现就职于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与学术史研究，当前侧重于中国西北和中亚地区社会文化研究；曾于年9月至年7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村落持续进行了接近11个月的实地调查。自年以来，他已在中国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聚落以及中亚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中开展过多次实地调查。李如东老师在讲座中讲座伊始，李如东介绍了中亚东干人的基本概况。根据最近几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普查数据，中亚东干人总人口数约为15万，主要由清末从中国西北地区迁徙到中亚的回民及其后裔发展而来。中国回民迁居中亚与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内部动荡和外部关系结构变化等因素有关。首批迁徙至中亚的回民主要来自陕甘地区，到达中亚后多定居在楚河流域两岸（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其迁徙与清末咸同年间清王朝内部诸多农民起义中的回民事变有关。第二批迁徙至中亚的回民主要来自更早前迁至新疆伊犁地区的回民，到达中亚后多定居在比什派克（今比什凯克）临近地区，其迁徙与中俄改定《伊犁改订条约》相关；第三批迁徙者中除回民之外，尚有为数不多的汉民，他们的迁徙与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出现的“伊塔事件”（年）有关，进入中亚后，他们多被分配到由前两次迁徙者为主体构成的苏联集体农庄之中。从首批迁居者达到中亚的时间算起，东干人在中亚已经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且经历了从移民群体到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国西北回民进入中亚初期多以“中原人”、“老陕”或“伊犁河人”等在迁出中国之前即已形成的地域观念表述己群，年，苏联在中亚进行民族识别，东干（Дунгане）成为中亚回民的官方族称。在苏联民族政策的框架下，东干人在苏联时期也曾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其民族构建的系统工程（如创造东干文字，开设东干语电台、印刷东干文报纸等）之中。既有关于中亚东干人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民族观念的研究之上，且多被纳入到建构论、多元认同论与资源竞争等理论之中进行讨论。李如东认为，以上理论能够从不同层面呈现东干人的民族观念的形成、变化与具体内涵等问题，但多从权力、情境与理性计算等方面做出阐释，不能很好解释苏联的“民族”概念成为东干人之群体观念的过程。李如东尝试将这一“观念过程”置于东干人介入中亚自然与人文世界的关系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审视；认为作为移民的东干人在借助迁出地（祖籍地）习得和携带的农事知识介入当地自然与人文世界时已然开启了其群体观念的在地化塑造过程；这一群体观念在其对当地生境的一系列分类活动中形成，但由于该过程与苏联开启的民族建构工程同步，因而其观念过程与历史过程彼此交织，并最终栖居到了民族观念之中。李如东首先解释了农事这种生计方式作为知识与观念的意涵。在他看来，“农事”是一种将自然与人文两个层面置于同一过程的生计方式，它与将自然对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同；它把人们的知识、记忆与社会文化以及时间性纳入到整个生产过程中，同时也生产着自然与人文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为来自东方的移居者，东干人对中亚的自然分类知识“先天不足”，但借助农事知识，他们不仅成功介入到中亚的自然环境，而且也强化了其农人观念，并衍生为一种身份论；在此自然与人文世界之关系的生产过程中，农人的社会观念既和自然观念紧密联系，也成为其民族观念的组成部分，并在自我和他者交互指称的过程中被视为民族身份。因而，农事对东干人有三个层面的意涵：生计、知识与观念。讲座现场李如东结合民族志材料分析了东干人借助农事知识对中亚自然环境进行分类的几个面向。已往的自然分类研究多侧重于语言-思维与文化-象征层面的解释维度，但与之不同，东干人对中亚自然的分类乃是知识性的，并且呈现出由文到野的分类过程。首先，在空间分类方面，东干人以庭院为中心推及野外，庭院周围的空间被称为“园子”，更远的则称之为“地”。这种分类看起来是文野对立的两分，但其实乃是以庭院为中心推向外围的过程。除庭院这一“家的”（文）空间范畴之外，此种分类与东干人之农事知识亦有关联。判断庭院内外的耕地是否为“园子”（“家里的地”）的另一标准是看其所种植的作物是否为蔬菜类。“园子”（“家里的地”）绝大多数种植蔬菜，一块地即便稍微远离庭院，设若种植蔬菜，也被视为“园子地”，但设若种植玉米、大麦等（市场导向的）谷物，则被称为“地”；“园子地”和“谷物地”的种植者也有差异，前者主要由女人经营，男人参与浇水；反之，后者主要由男人管理，负责浇水，女人基本“不下地”。“由文及野”的过程也体现在东干人的动植物分类中。这种动植物分类以农作物和家畜分类为参照体系，以比拟人类社会生活的词汇为动植物命名，与人类社会生活较为密切的动植物通常位于“文”的一侧，反之则否。东干人的农作物主要被分为“菜蔬”和粮食两大类，其中由其早期迁徙者从中国带到中亚的作物品种被认为是“老回各家的”。他们对植物的分类呈现出以下由文及野的顺序：东干人从祖籍地带到中亚的作物（蔬菜与谷物）普遍种植的植物“山里的”（或“野生的”）植物。这种由文到野，由里到外的分类观念在东干人给其知识体系之外的动植物命名时体现更为明显。在植物命名上，东干人多据植物的形状或特征，采取比拟式词汇对之加以命名，如新媳妇花、手掌花（即仙人掌）、蝴蝶花、火柴花等；对动物命名时，家畜的总称是牲灵（陕西籍）或头牯（Тугу甘肃籍），而非家畜类动物则被称为野生（ЕСЫН）。李如东认为，东干人采取这种“由文及野”的分类行为介入中亚自然环境的方式与其观念中缺乏中亚地方性动植物分类概念，以及其民族知识更多是农事知识有关。正因如此，在对其自然概念体系之外的动植物分类时，运用既有的农事知识（与自然有关的知识）介入相对陌生的自然环境成为合理的方式，但其对当地自然概念化的过程中也被拓展到人文世界。东干人的自然分类中，靠近“文”一侧的动植物被认为是其独有的，而靠近“野”一侧的则被划归到中亚其他民族的知识范畴。与此同时，农事这一生计方式也被作为区分人群的分类形式。中亚回民从中国迁出前多从事农业，迁居新环境后，该技艺成为其开启新生活的生计基础，而在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居住区，此生计模式的确“与众不同”。如东干人将其群体自认为“种地的”或“庄稼汉”，而将当地的吉尔吉斯人称之为“放羊的”。
如果我们再扩大中亚的民族景观图，则不难发现，近代以来其人群主要由来自欧洲现代工业与农业移民、东方移民与本地游牧人组成。由于晚清迁居中亚的东干人并未像来自欧洲的移民一样拥有现代博物学知识，因而作为生计的农事成为其介入当地自然环境的方式。此外，东干人迁居中亚的时代（年-年）正值俄罗斯帝国在该区域大力发展农业，官方也乐于将部分荒地交给东干人去开发，这使东干人的农业技艺不仅在中亚得到传承，而且也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而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也有意识地进行了区域性的分工，此分工进一步从政治、经济上强化了民族知识并将其放置于相应的历史轨道中。以上种种，均使得东干人的农事知识从自然分类拓展到了人文分类之中。
李如东老师在讲座中讲座最后，李如东总结到，移民群体对迁入地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地方知识”无整全认知，其本地化进程的重要面相是建立对当地环境（含自然、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认知和确立社会交往的群体身份。东干人的民族志案例显示，他们对中亚的自然空间和动植物分类均以“人文世界”为中心，采取由文及野的方式认知自然，并对其分类。庭院是他们认知自然空间的中心；他们参照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以“叙述”或“比拟”而不是创造新的名词的方式对自然分类体系之外的动植物命名，将人文词汇黏着在新的动植物分类词汇中。在对迁居地的“地方知识”不具备整全认知的背景下，他们的生计方式和民族知识等被作为群体身份的标识，从而得以维系。在观念社会组织化过程中，东干人的自然观念和群体认同相互支援，他们的分类是一个历史过程，期间形成的观念被安放在民族和认同层面上。即便在“买卖”和“家庭作坊”更能创造财富的市场经济时代，东干人仍将农业视为其民族身份的象征，继续以“种地的”或“庄稼汉”作为自称。在东干人重建其移居地的自然与人文世界之关系的过程中，知识与技艺成为介入自然世界的基础，而依据既有知识对相对陌生的生境进行分类，是他们重建与移居地关系的一种方式。这种知识与技艺本身具有历史性，是一种开放的知识体系，可基于学习而获得、丰富与更新。当它作为分类方式介入到自然与人文世界之时，它又同时被结构化，这个结构化过程也即是东干人的农事从生计知识向观念转换的“历史”。与此同时，人们又不断从更大的历史进程中寻找这些在分类过程中形成之观念的栖身之所。对于东干人来说，这个栖身之所即是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民族观”与身份体系。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东干人对自然与人文世界的分类的结构进程也参与到了其认同与身份体系的建构之中，甚至可以视为一个相对深层的“历史过程”。主持人李静玮副研究员对讲座进行评议主持人李静玮感谢李如东带来的精彩讲座，并总结到在不同文化接触地带中的移民群体，他们均会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找到一种策略及对世界的分类。最后，参与讲座的学者们提问并与李如东副研究员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撰稿：张 宇
摄影：曾 黎
陈 波
审阅：李如东
陈 波
编辑：孙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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